怎样重笔写人，把人和人性作为创作焦点去表达艺术家对新时代的情感，这是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必修课题。现实题材原创作品的力度源自于艺术家驾驭本体的思维能力和实际功力。

每个人都身处于时代之中，却未必读懂了时代。戏剧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表现时代是通过表现人完成的，所写之人应是时代中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创作者要有情怀、有担当，更要有艺术智慧，要想把宣传材料变成艺术品，主要是学会表现人。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能够记录和表现时代精神的高峰之作，需要能够流芳后世的优秀之作。过去我们经常提“主旋律”创作，其实“主旋律”这个概念是有其明确内涵的，它指向的是人在精神境界方面的伟大和崇高。要在创作人物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内心裂度和灵魂力度上下功夫，创作思维就应该永远对准人学向度，要警惕非人化，也决不能空泛化，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这样的作品只能败坏观众的胃口。当下文艺创作中很容易把立意、语言和形象向口号化、工具化和概念化上引领，良好的主题意愿往往会变成一种应时性的喊话，对英模人物的歌颂往往缺乏基本的逻辑性和戏剧性，写好人好事一般都止步在外部事迹之中，徒有一个美好的出发点却始终无法进行艺术化表达。怎样重笔写人，把人和人性作为创作焦点去表达艺术家对新时代的情感，这是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必修课题。

作为导演，对于题材的感情应该是纯粹的。纯粹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这就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演出形式和演出风格，即所谓“一戏一格”。对于现实题材创作，剧本中的人学因素是本质，把握戏剧规律是本体。现实题材原创戏剧难，在原创过程中会面对很多不成熟的剧本，有娴熟高超的导演层面的技巧技法还不够，还要有与编剧工作的能力，围绕“戏剧性”这一审美概念和编剧一起深入到题材中去，认识戏剧冲突、营造戏剧情境、明确戏剧悬念、突出戏剧场面都是在构建和挖掘主题，只有解决了“戏剧性”问题才可以说是艺术化地挖掘了主题。现实题材原创作品的力度源自于艺术家驾驭本体的思维能力和实际功力。

我以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执导的话剧《特赦》为例。《特赦》中戏剧冲突的性质是严肃的，义与理、情与法的纠葛是引人思索的。我把该剧演出的总体形象概括为：一座冰冷的心狱，人们在这里被围困、被审判、被救赎。全剧一共13场，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而前面提到的三个重要立意是归纳全剧复杂时空的主要路径。进一步说，扭结这三个立意的最重要的人物，无疑就是核心人物施剑翘。想要寻找到表达全剧思想和呈现演出气质的总体形象，就一定要走进施剑翘的精神世界。演出的总体形象所建立的空间，应是表现人物潜意识状态的。空间的表达应该是能够使观众感知到的人物的思维空间，并能够外化、深化、延展，从而放大人物的心灵空间。

冲突在庭审过程中，展开的方式是庄重的。施剑翘的人生境况是令人悲悯却又不可以抱以巨大同情的。因此，对待其人生事件的开掘，不可以随意煽情，以免产生廉价的戏剧性效果。创作者要始终保持冷静克制的创作情感。每一个戏剧文本都会对二度创作带来具体的限制。在《特赦》这部代言体的戏剧文本中，我们准备恰如其分地运用“陌生化”效果，力求传达我们需要建立的审美价值，达到理性的演出品格。这种理性的品格，是隐含着情感的理性品格。关于全剧总的艺术处理的美学原则，我想有三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有表现意味的幻觉，忽略幻觉的写实，写意手法的再现。全剧追求简洁大气的演出风格，追求一种空灵端庄又不失现代的中国气派。应和剧本有着鲜明时代气息的语言风格，把时代的气息发展成一种做派、一种腔调。我们讲的是一个有意境的中国故事，演出充满着诗意，全剧是诗化的现实主义。

不论是创作小剧场作品还是在大剧场中进行演出，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我有两种不同的戏剧趣味和审美倾向，一种就是心酸的、含泪的、笑笔写悲的，一种是崇高的、诗化的、意大言微的。我可以切换两种美学格式，也可以适度融合或者说互相调配一下。对我来说，导演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太多高深的地方，只是在创作方式和手法上多了些经验而已。作为在北京四九城中长大的孩子，我在做事方面，不喜欢太过于较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态度就成为了一种松弛的创作状态。在这种松弛的创作状态中才能使才情不容易逃跑，在创作上也更容易发挥自身的优势。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我在创作中践行整饬流动、刚柔相济、悲喜无常、兼工带写的导演追求，兼容辩证地实现东方之美，讲好中国故事。

从我排第一个戏到现在只有短短的13年，总结自己创作的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是见自己——讲市场化的原创故事；第二个五年是见天地——讲东方美的人文故事；最近三年是见众生——讲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些都是随心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先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