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文学评论

石一枫《白熊回家》,《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

成年人,更应该是童话的读者

□刘诗宇

为数众多的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更是写给成年人看的。成人化的语言和叙事要多方权衡,许多声音与意见则在瞻前顾后中走向沉默与平庸。成人书写童话,既是为了帮助儿童认识这个世界,也是希望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自身对现实的思考。

所以童话往往看上去简单,实则在启蒙和消闲之外还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石一枫的新作《白熊回家》就是如此,虽然故事明了,语言简洁,但若细细分析,故事的深意却并不简单。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熊小黑,由于人类的原因背井离乡,反派熊独眼利用人类的技术和文化,在南极建立了一个极权国家,虽然熊族过上了作威作福的“好日子”,但熊小黑坚信爱与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他最终瓦解了熊独眼的统治,走上了寻找、重建家园的路。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至少描述了三种具有典型性的社会或国家模式:

一种是以北极白熊族群为代表的部落式社会。血缘是维系群体的纽带,有限的资源是争斗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是已经消失的恐龙族群代表的军国主义国家。对暴力的极端崇拜带来对弱小的憎恶与掠夺,恐龙集体认为弱小的动物没有生存的资格,整个恐龙族群变成了永不终止的“战争机器”,最终毁灭了自己。

第三种就是由熊独眼在南极建立的社会制度,它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白熊的血缘继承制度,同时将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土生土长在南极的企鹅被剥削剩余价值,同时熊独眼在物质和精神上“双管齐下”,一边用让企鹅勉强能够度日的消费、生活制度固定住企鹅的阶层位置,另一边用“洗脑”式的权力话语,让企鹅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奴隶身份,并对熊独眼产生狂热的个人崇拜。这一社会形态中有较复杂的经济体系、官僚体系,科学技术水平也远高于前两者,但这些却并未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和谐。

作者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形象,揭示了几种社会制度的运转模式,完成了对于儿童读者而言的“科普”工作。但对于成人读者来说,这些描写多少有点“反讽”的意思。几种社会模式尤其是最后一种,从复杂被抽象为简单,其中违背人道主义之处连小孩子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成年人却必须生活在其中,视各种“不平等”为平常。

书中类似的内容还有不少,例如熊独眼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方式就是先让底层民众对翼手龙(恐怖主义)产生恐惧心理,无人敢直呼其名,只用“空中恶魔”指代。之后熊独眼再亲自出手“击败”翼手龙(与翼手龙进行利益交换),“救世主”的形象在这里充满两面性。又例如武装暴动发生时,大多数的企鹅仍然懵懂无知,但却都杀红了眼,当白熊警卫惊讶于“这些企鹅怎么变得这么厉害”时,盗匪企鹅的回答则是“老实人生了气,谁也拦不住”。这里儿童读者看到的,可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恩怨,成人读者看到的则可能是种族或阶级之间的复杂情感。

这是《白熊回家》的复杂之处,在儿童和成人眼中,同一个故事可能有不同的风景。最后白熊和企鹅们为灭绝了的恐龙竖起了一块冰雕墓碑,上面写着这样的墓志铭:“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演出了一场悲剧”。这是白熊和企鹅们的自我警示,也是作者同时说给儿童和成人的话。

《白熊回家》所讲述的故事,在今天的现实规则中,未必是“真”的。历史上有无数次“野蛮”征服“文明”的例证,对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面对秦、日耳曼、蒙古、纳粹的铁蹄时,执著于爱与和平似乎并无益于“自保”。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被《白熊回家》感动,这正说明我们心中还残留着一些“童真”,残留着一些对于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幻想和期待。

相比于对物质的无尽追求,《白熊回家》期待的是一种诉诸心灵的提升与完善。作者将这种期待写进书里,留给未来,终有一天有能力改变世界、却更关注内心平和的熊小黑将不再是童话形象,而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样子。

2020-08-17 □刘诗宇 石一枫《白熊回家》,《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 1 1 文艺报 content55958.html 1 成年人,更应该是童话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