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属于我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系列”第二部，在《长津湖》之后，从写作之念产生到成品书上架，耗费了差不多7年多的时光。其酝酿时间之长，创作过程之曲折，报备审查之严格，以及75万余字的体量，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

实际上，在这部75万余字的小说中，我只写了三件事情：关于爱；关于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是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100个读者有100种不同的褒贬说道评头论足，有100个好坏不一的看法，有关于此，却是我写作这本战争小说的初衷。

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没有一场战争是完全相同的。表面上看，战争的目的不同，背景不尽一致，进程与结局也迥然有异，但战争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更多的则是思考与发现上的差异。《交响乐》作为一部以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背景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师医院治疗队、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为牵引，试图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彰显广大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走近和还原70年前那异国战场上的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温暖和伴随着温暖的悲伤，将铁血沙场和浪漫爱情、生死对决和人间之爱、人性光辉和信仰之源等当做音节、音符和音律，演奏战争与和平的交响乐。战争的不同，战争发现的不同，意味着重新描绘和重现战争的文学作品的不同。因此也可以说，关注的视觉及其切入点的差异，决定着一个写作者酝酿和写作一部战争小说时能够完成多远的旅程。在这段旅行当中，战争的残忍与严酷、崇高与伟大、高尚与卑劣等等，或许都蕴含其间。

在我年轻的时候读战争文学作品，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印象深刻的是其宏大的视野和史诗般的架构，它们无疑都是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读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以至于欣赏当代的好莱坞战争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战马》《血战钢锯岭》等，你会发现那种宏大的叙事已经渐行渐远，个体的、人性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它们也许并不“史诗”，却更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其中，“爱”是构成人性力量的根本属性，同样，它也构成了我酝酿和写作《交响乐》的最初萌动。在我讲述这样一个战争故事的时候，无论李八里将自己惟一的军大衣托付给自己的新婚妻子王翠兰，义无反顾地为了2000余位滞留敌后的志愿军伤员而毅然决然地选择抗命；无论师医院治疗队医生王翠兰以口导尿、救治小腹中枪的喇叭小刘；无论教导员孟正平对自伤的志愿军战士黄毛执行“战场纪律”，喇叭老刘为了给三代单传的老刘家留个种而代儿出征执行战斗任务，还是美军特遣队纽曼中尉和志愿军女战士吴了了为了交战双方的伤兵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诸如此类的故事情节，皆包含有爱的因由。爱，在战场上变得广义、繁复、琐碎和黏稠。人性之爱，战友之情，男女之恋，阶级感情，对国家和民族的无私付出与奉献，以及超越了敌我、种族和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间挚爱，这些复杂而厚重的情感如影随形，构成《交响乐》最为显明的基调。也可以说，在《交响乐》中，爱是起源，也归于终结，最刻骨铭心的是爱，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剥夺了人和人之间的爱。这就是战争。或者说，这就是我现实目光中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交响乐》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战争。

《交响乐》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战争的最高境界或者说战争的终极目标在于和平，但是，今天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明天的战争而准备，或者说，是为了更加长久的和平而准备。这是我对于战争的认知和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交响乐》就是这样一部生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丰厚历史土壤之上的战争小说，一部有关中美直面对决的战争小说。在亘古未见之贸易大战方兴未艾、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美两个大国重新站立在十字路口面临重大选择的今天的这个紧要关头，我觉得它也许来的正是时候。

写战争离不开写人性，但是人性这个东西很复杂，其具有无可预测的多重性与不可把握性。我的感觉是，它一方面超越国界与种族，一方面也包含着国家性与民族性的必然因素，因为家国情怀，人性的力量往往才更加强大。从这个方面而言，《交响乐》也有其现实考量。

在《交响乐》中，马永礼这个人物虽不属于男一号，但举足轻重无可替代。某种意义上说，在我的心目中，他比男一号李八里和女一号王翠兰都更加占据位置。教书先生出身的志愿军文化教员马永礼知书达礼，温文而不失执拗，儒雅又有风度；虽然因为饥饿常常脊背佝偻，却军装领子扣得严丝合缝，宁愿头昏眼花也坚决反对搞来南朝鲜老乡的稻谷种子烧米汤，因为“天老爷不答应”。对现代战争和战场上的一切一无所知，却信念笃定，时时以友善之心面对众生。他信奉道德力量的最终强大，即使为敌机杀伤感染不治，也心胸豁朗，相信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跟美国人的仗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即便是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关头，留给发妻的绝笔信上也依然充满了“吾妻万万不可悲号于外，为夫平寇东瀛，上乃精忠卫国，下当保家安宁，大义深明，荣光之至耳，妻当弹冠相庆”一类的叮咛。“一颗流星划破夜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马永礼按着自己的预言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辰死去，离去之时有坠落的陨石为之相伴，带着我对于这个人物的不舍与无尽思念。在真实的抗美援朝战场，他和李八里、王翠兰们一样，和孟正平、喇叭刘父子、大脚怪鲍喜来、甄晓东、吴了了、陈三观、张仁清、大胖徐英、毛丫、小个子王连长、脖颈赵、黄毛、小歪等等这些《交响乐》众多的人物一样，同属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代，他们相同而又不同，但非是绝无仅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是一股锐不可当的气势，是热血青春、理想信仰，过去了也许就没打算回来。为了身后的祖国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图腾，他们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抛洒在异国他乡，他们是我们至高无尚的荣誉勋章，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不磨灭的印痕。

战争就是这样，有无数的可能和无数的不一样，等待着我们不断地去重新认知和重新发现。

回顾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社会，我们可以窥见，每代人不是生活在战争年月，就是生活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月，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类社会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毁灭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今天，当我们有幸回顾70年前的这场战争，会发现其最重大，或许也是最浅显、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战争几乎永远都不属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必然选项，合作、尊重、包容与爱，这个世界才楚楚动人和更加美好。当今世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抗没有出路，和平才能共生。

这场70年前的刻骨铭心的战争还会留给后人更多的思考。比如在战争的尽头，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历史的面相？战争中个体的命运是否也可以葆有另一种可能？战争与和平是一个古老而恒久的命题，战争文学的写作也是一场曲折的旅行，百转千回。这个旅行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也许写作者自己永远都不得而知，它如同战争本身一样扑朔迷离。一部战争文学作品，应该尽量多的留下各种可能性。

《交响乐》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1951年代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温故1951，昨日如在眼前。凝望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地平线，风景别有洞天。我们这些被冠之以“军旅作家”虚名的人，必须有创造性的洞察与发现。战争从未走远，这样的发现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