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既需要保持文学研究的现实感与时代性，坚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也需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历史感，坚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史学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有无雄厚的文献基础则是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成为显学的基本标志，也是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穿越历史的时空而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王富仁：《〈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评介》，《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无论是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史学化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都离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长足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绝不是“拾遗补缺、剪刀加糨糊之类的简单劳动”，它“有自己的领域和职责、严密的方法和要求、特殊的品格和价值”，它“不只在整个文学研究事业中占有不容忽略、无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离不开每一位史料工作者的辛苦付出。不少师友都在默默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比如商金林、田本相、唐金海、张铁荣、王炳根、陈福康、张桂兴、陈建军、廖久明、徐强、易彬、景李斌、张惠苑分别为叶圣陶、曹禺、巴金、周作人、冰心、郑振铎、老舍、废名、高长虹、汪曾祺、穆旦、欧阳予倩、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编定了详实的年谱，刘增人领衔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数据库建设与研究，李存光关于巴金研究文献的搜集与整理，陈子善对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梁实秋、张爱玲等现代经典作家重要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编纂，刘福春编纂中国新诗编年史与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关爱和领衔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李怡领衔的中国现代新诗期刊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陈思和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解志熙对沈从文现代时期文学行为的考论，金宏宇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的研究，方长安领衔的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汤哲声领衔的对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杨剑龙对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周海波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的整理、汇编与研究，陈思广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刘卫国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的整理与研究，廖久明关于回忆郭沫若作品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付祥喜对新月派散佚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综合研究，彭林祥对中国新文学广告的整理与研究，袁洪权对开明书店版“新文学选集”丛书的专题研究。这些课题不单是文献整理，还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版本、集外文、回忆录、图像、年谱、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文学广告、出版与传播等众多方面，都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一种接力者的事业，任何人只能涉猎中国现代文献学其中的一项或两三项工作。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无论是辑佚、校勘、考证还是版本研究，既需要水磨功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绝不是饾饤之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绝不是毫无趣味毫无价值的烦琐的发掘与考证。从事中国现代文献学研究，是为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细节更为鲜活，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保障体系，是为了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也需要创新。如果说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学》、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等专著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创新，那么陈子善的《张爱玲丛考》、龚明德的《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解志熙的《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等专著则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实践创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既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实践创新。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才能逐步建立起“可供同行共同遵守的文献工作规范以至于可通用的文献工作语言”（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当然规范并不意味着统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路径是多维度的。再者，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既需要关注学院派的学术成果，也需要关注民间史料爱好者的点滴发现。

无论是编订作家的全集、书信集、年谱、研究资料、纪念文集，还是辨析作家的一个笔名、发掘一篇集外文、考证一件文坛逸事、介绍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探寻一段湮没不彰的史实、探讨一个文学史小问题，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工作的范畴，工作有大小之别，但无贵贱高低之分。笔者力有不逮，“毫无扭转乾坤、改变时势的力量，也没有引领观念、思潮、方法的功夫”（李存光：《巴金研究回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只能专注于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集外书信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和中国现代作家交游史、作品阅读史与接受史的梳理。无论是辑佚还是钩沉，都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都是为了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