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两篇回忆文章
吴亮、李陀、杨庆祥在2008年有过一次对谈，那次对谈中，杨庆祥问吴亮是不是在80年代“大家都很有使命感”，吴亮回答：“谈不上使命感。我从来不说我有使命感，只是觉得国家的事情和我们个人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1989年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法写了，没有意义了，不是说我的文章不能写了，这只是一个原因。关键是，读者全部都不在了，我以前写文章的读者定位是很清楚的，比如我写这篇文章会想到李陀会怎么看，少功会怎么看，会有几个到几十个期待中的读者。后来这些人都消失了，散了，刊物也调整方针了，主编也换掉了，我就不写了。”（《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吴亮关于先锋批评在80年代以降走向衰落的看法，此后也印证于张定浩、黄德海2012年对黄子平的一次访谈。黄子平对“那些活跃在80年代的老朋友”后来大多远离当代文学现场感慨万千。在他的回答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吴亮的看法：“若干年以后，我在上海碰到吴亮，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批评是写给几个朋友读的，你都不在此地了，我还写什么？”（《黄子平先生访谈：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书城》2012年第11期）
吴亮的这一看法所以耐人寻味，可能正因为它使人想起其早期构想一种艺术共同体的文章，如《文学与圈子》《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收录在《批评的发现》，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他所提倡的“圈子批评家”——以一种新颖的批评观念与共通的文学主张，向社会提供关于探索文学的阐释，而这种阐释也构成了针对形形色色的文学实验的辩护——今天看来，已然十分接近于黄子平之于批评的那个定义，即文学批评“产生于社团的‘内部’和社团的‘之间’。社团的根本性质就是说，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话要说，对于他们这个社团里边的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文学批评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在暨南大学“文学批评与20世纪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上的发言》，《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以上两人的这些观点似乎印证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盛极一时，除了制度、观念的调整以外，也有文学与批评的“圈子”因素在起作用。批评家作为探索文学的同时代人，他们与作家不仅是单纯的朋友，也在“气质、审美意向、兴趣、主张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无形的默契。
1986年的“第五代批评家”与“海南会议”
这一结论可能并不吻合于今天关于80年代文学的诸种判断，后者要么将80年代的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想象得有些简单，即大家都在一套相对有限的知识谱系中产生了一套相对淳朴的友谊，要么则是倾向于对80年代的文学批评做出否定，而理由不外乎是那个年代的批评过于强势，文学作品的阅读受到了批评家的严格控制，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研究仍然受制于其时的思维模式，并且要以突破这种思维模式与文学批评提供的结论为前提。在我看来，这一判断诚然有它合理的因素（如更换研究范式的必要性），但也未免过分强调后见之明，并且它很容易使后来者以为在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之间存在的这种共生共荣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如果说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强势的，那也无非是因为一种将对象严格限定在文学本体上的批评声音，在沉默了30余年之后刚刚浮出水面，由此显得突兀。这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点，即1986年5月。在这个月出刊的《当代文艺思潮》第3期，集中推荐了李书磊、蔡翔、陈思和、周政保、朱大可、李庆西、李洁非、张陵等十余位青年批评家。作为这一期总负责人的谢昌余则在开篇文章里对以他们为代表的青年批评家进行了概括，既指出他们富有“（一）宏阔的历史眼光、（二）顽强的探索精神、（三）现代的理性自觉、（四）深刻的自由意识”，还将他们命名为继“五四”、“左翼文艺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十七年”、新时期初之后的“第五代批评家”（谢昌余《第五代批评家》，《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同月，由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南大学中文系、海南文联共同筹措的“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会议”于海南召开（也称“海南会议”）。1987年8月，这次会议的发言成果以《我的批评观》为题结集出版，此书共分三辑，前两辑收录的是青年批评家的发言，如许子东、吴亮、王晓明、陈思和、陈剑晖、吴方、南帆、殷国明等，第三辑则收录了5位相对年长的批评家与编辑的发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骏涛的《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一文（写作时间也在同年5月）。在此文以及作者自1986年至1988年为《中国青年报》撰写的青年批评家印象记等文章中，关于“第五代批评家”的特征与范畴被进一步地提炼出来：“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我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第五代批评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不安于现状，不崇拜‘权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企图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批评世界。”（《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6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代批评家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他们并非在1986年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吴亮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写于1980年11月，发表在《上海文学》1981年第2期，文章是对“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的批评，但1986年5月的确可以被看作是这一代批评家集体亮相的历史节点。
1984年的“杭州会议”前后
在吴亮写于1985年的《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中有一句经常被忽略的话：“小说家们愈来愈希望有一种真正理解他们用意的批评，如果他们的希望落空，他们就忍不住自己出面撰文了。小说家圈子事实上在若干年以前就悄悄形成了，因此，小说家们自己的批评，显然是圈子批评家出现的预告。”这里的“小说家圈子”，应该正是在暗指1984年“部分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会议”（也称“杭州会议”）之后，通过发表宣言一类的文字阐释自己诗学观念而迅速形成的“寻根派”作家群。在李杭育后来的回忆中（参看《我的1984年（之一）——（之三），《上海文学》2013年第10——12期），我们大体能够了解到1984年12月“杭州会议”召开前的一些内幕，如同年7月李杭育曾邀请程德培来杭州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程德培又叫上吴亮一起赴会。与批评家的见面不仅将作家“几个月来郁积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也让他萌生了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外“另起炉灶”的想法。在此之前作家已经写了一系列描绘“葛川江”风土人情的小说，如《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但始有自觉朝此方向深耕，其标志还是在这次作品研讨会（包含了几个与批评家们的彻夜长谈）之后撰写的《葛川江文化观》，而它显然也是“寻根”在李杭育身上的“先声”。
在笔者接触到的史料中，关于“杭州会议”最早的构想来自于程德培1984年10月给李杭育的一封信：“大概是在十月里，程德培给我来信说他和吴亮都希望有个聚会，听听‘各路豪杰’都在想些什么。”会议各方面被定下来的过程当然要复杂得多，但这里人们已能窥探到作家与批评家正在试图形成一个“圈子”的愿望。“杭州会议”的与会者除了一批其时“不约而同”将写作对象转向文化的作家（如郑万隆、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也囊括了大部分居住在京沪两地的此后被冠以“第五代批评家”的青年学者（如黄子平、季红真、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蔡翔等）。这次会议之后，前者即发表了一批“寻根派宣言”，后者也如李杭育所言，“听到了也是和他们一样新锐一样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们的种种奇异而鲜活的思考，由此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文学即将发生的大变局”。在我看来，很可能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一些青年批评家构成了心灵上的触动，他们开始意识到“当小说的实际阅读发生了障碍，和既成的判断尺度无法对应时……缄默就成了批评家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小说家们受不了这种难堪的缄默……”（《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
关于“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学界已有众多评述，其中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寻根文学”标志着“新时期文学”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它为新时期各种文学的探索打开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倘若将“杭州会议”之后的文坛情形统而观之，还可知悉“寻根文学”的兴起也是日后的“第五代批评家”自觉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这一批青年批评家不仅为他们喜爱的作品撰写评论，编订选本（选本的个人编纂在此也开始成为批评家们进行“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如程德培与吴亮两人合编的《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冬晓、黄子平、李陀、李子云合编的《中国小说：一九八六》，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年版等），与作家的紧密互动在1985年的“长江三角洲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讨论会”、《湖南文学》笔会以及1986年由《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合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等会议上也有呈现。某种意义上，这一套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强调主观反应与客观论证、内在尺度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以及要求批评对作品进行选择的文学批评也在改变着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方式。
结 语
“先锋批评”这一名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先锋文学”。不过前者并非是由于对“先锋文学”进行发言才被赋予了这一名称，它实际上指的是“第五代批评家”的具体文学实践，其时间范围约略在1984年到1989年之间。90年代以来，这一批批评家有的仍在从事文学批评，有的则进入高校，以一种“学院批评”否定了前者。这里既有批评范式更迭的因素，也有文学思潮陷入停顿的缘故；但从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作为“新时期文学”后半段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其终结的根底或与“新时期文学”结束的原因一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