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说过：“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他的其他文章，许多也是回忆，大都散见于《汪曾祺全集》的散文和谈艺诸卷中，其中不少篇“有我”，还有一些“无我”。
“有我”不难理解，“无我”，指的是文章中所涉及的事情，本来是老头儿亲身经历的，但是他并不点明，而是藏在后面，换个方式叙述，好像与汪曾祺无关。
比如，他写过一篇《西南联大中文系》，里面谈到当时的教授如何爱才，还举了不少例子。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给闻一多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凭这份报告，在期末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的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老头儿在文章中感慨：“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这里面提到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名字都叫汪曾祺。这是他和我们闲聊时“交代”的。还有一些事情他在文章里省略了，比如闻一多先生看过“一个同学”写的读书报告还有一句评语：“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这篇报告是他替晚他一届的同学代写的，闻先生对此并不知情，但看得出有汪曾祺的风格。
我一直以为，老头儿在这些文章中隐姓埋名，是不好意思张扬。现在想想，他这样做可能还想让文章的意思更突出，更可读。比如，他写《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想反映当时教授的爱才之心，如果总提汪曾祺，岂不成了教授只爱某人之才，成何体统？因此只好拿自己的经历改头换面放入文章之中。老头儿在回忆文章中的“有我”与“无我”，都是有考虑的。
汪曾祺看人看事的角度，往往与一般人不同。他写过一篇《闹市闲民》，说的是西四公交车站附近住的一个老头儿的事儿。此人以前是中学的工友，退休后一个人住着，每天起来就是扫扫地，然后做三顿饭，闲下来看看街景。这位老人一辈子没什么光辉业绩，值得一提的就是拨鱼儿的技术很高，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老头儿在文章最后说：“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活庄子。”
那个老头儿我也见过，因为西四公交车站左右就他一个人住，但从来没和他说过话。我在西四等车的最深印象，是103路无轨电车上的一个中年女售票员，很胖。那个站经常有很多人在等车，但车上再挤，下面等车的人再多（当然不能有上百人），她都有办法把每个人都塞进车里。最后的几个人堵在车门口动弹不得时，她就会站在后面，把肚子缩进去，然后使劲儿向前一顶，三顶两顶，车门就关上了。我当时总想，这位大婶这么卖力气，为的就是让更多乘客早点回家，实在应该当劳模。想不到，有人居然能在这样环境下，发现一个“活庄子”。这个老头子，真是不寻常。
老头儿写文章，不喜欢煽情。他认为，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而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他写的回忆亲友的文章一般也很节制。他写过许多关于他的老师沈先生为人为文的文章，心态大都比较平和，尽管他对沈先生多年的遭遇一直感到不平。沈先生逝世后，他写过一篇长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讲述了自己与沈先生多年交往的许多事，谈到与沈先生最后的告别只有几句话：“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就那么几句话，把他对沈先生的感情写尽了。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动人不在高声》。信然。
老头儿回忆亲友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越是亲密的人，越无话可说。沈先生是一个例外。作家中，他和林斤澜的关系最好，交往也多，但是关于林斤澜本人，他只写过一篇短文《林斤澜！哈哈哈哈……》，很传神。大学同学中，他和朱德熙的关系最好，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不分你我。汪曾祺当年从昆明初到上海，食宿无着，在朱德熙母亲家中混了好一阵。他当了“右派”下放张家口，回京探亲时到朱德熙家做客，顺手把人家的两本线装书带回了张家口，一直没还。前两年我们整理家里旧物时，发现了书页上有老头儿写的说明，才知道此书的来历，还给了朱家的后人。就是这样的关系，朱德熙在美国得了肺癌逝世后，老头儿却显得很平静，只写了一篇发言稿《怀念德熙》。我们原以为这个汪曾祺到了晚年，什么都看淡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一天晚上，老头儿吃完饭回到自己房间里画画，忽然发出一阵阵长嗥，我们以为他犯了什么病，赶紧进屋查看。只见他满脸泪水站着，书桌上放着一幅刚刚画好的画，下面是两朵玉兰，上面是一只孤鸟，正准备落到树枝上。画的右下侧题了两行字。一行是“遥寄德熙”，另一行是“曾祺作此泪不能禁”。可能他画的内容和他与朱德熙的交往有关，勾起了对老友的思念。老头儿见到我们，大声哭着说：“我就这么一个最好的朋友啊！就一个啊！不在了！呜呜呜呜……”我们才知道，他对朱德熙的感情这么深。老头儿去世后，我们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这幅画，寄给了朱德熙的夫人。
这件事让我们明白，汪曾祺不太在文章中写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就是因为感情太深。感情太深，下笔就容易失控，写出的东西过于感伤，而这是他所不赞成的。因此他需要让时间平复情绪，然后动笔。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他没说过。这个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