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柳建伟从事创作至今已逾35载，历程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5至1995约10年间属于创作准备与尝试期，其间从评论、中短篇小说到纪实文学，柳建伟四面出击，漫天撒网，虽收获不匪，于不同体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构：如评论《瞄准生死劫》《伟大的夭折》等；中篇小说《苍茫冬日》《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纪实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等，但都还不足以引起文坛瞩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堪称柳建伟发愤蹈砺的发力期，作家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推土机”之巨大力量。以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组成的“时代三部曲”成功突围，成为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第三个阶段则是新世纪初至今，柳建伟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主要奉献了电影“三惊系列”：《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以及《飞天》和电视剧本《爱在战火纷飞时》等，继《英雄时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在影视圈又获奖频频，一时间在军中文坛有“福将”之誉。

从文学跨界影视，柳建伟走出了一条五彩斑斓的人生路。但是，要论他的个人文学成就与创作高峰，那还得是“时代三部曲”，至今回望，风采依然。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从三个不同维度描绘出作家柳建伟的立体呈象。其中，《北方城郭》写得最扎实饱满，元气淋漓；《突出重围》最具前瞻性地展示了新世纪的中国军队；《英雄时代》以题材取胜，并最终摘取了中国文学至高荣誉茅盾文学奖。

二

首先说说《北方城郭》。第一，这是一部全方位、多侧面描画中国当下生活的重要作品。作品以对现实的多维接触，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做了艺术性的表达，充分显示了长篇小说历史诗学的力量。第二，《北方城郭》又一次让我们真正领略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魅力，是对上世纪末已有趋向“现时主义”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给予的一次反拨。第三，它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长廊贡献了典型人物李金堂以及欧阳洪梅、申玉豹、林苟生等一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第四，它用火热的激情和冷静的理性之犁切进现实生活的原壤，凝重大气、深刻尖厉，呈现出一种混沌感，把杂语的现实世界表现得十分到位。第五，它浑然一体的庞大结构和色彩斑斓、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已具备了全面把握的能力。

我曾在《1997中国文坛回眸》一文中，把《北方城郭》和《尘埃落定》称作1997年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当然，《北方城郭》仍有明显不足，比如语言尚欠打磨，品相略显粗糙，情节处理也还有某些笨拙之感。然而，这恰恰是“文学推土机”的特点，其长不在精巧而在力量。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超乎常人的力量，才使得柳建伟能在1997年高手如林的中国文坛“突出重围”。

三

早在阅读《北方城郭》之初我就有一个预感：这可能是作家创作井喷并将持续保持巅峰状态的开始。一年后，柳建伟用实绩证实了我的预感。他的第二部长篇、长达44万字的《突出重围》出版发行。这部军事题材的小说，借一场注入高科技因素的演习，描绘了中国军队在20世纪末的真实境况。这样一部作品的出现，让多年追踪和研究军旅文学的我也颇感意外。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军旅文学“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作战”的基本格局逐步瓦解后，进入1990年代，除少数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外，当代文学已很难在这一领域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1994至1995年，军旅文学曾出现过一个小高潮，诞生了《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和《末日之战》4部较突出的作品。1996至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搞了两次“集团性冲锋”，出版了11部军旅长篇小说。现在看来，这两次战役最突出的战果恐怕也只是《遍地葵花》完成了“农家军歌”的集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获就说不上太多了。因此，在读完《突出重围》后，虽然对作品语言方面的平直有些“不满”，但我仍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喜悦。一、这是一部全景式描写部队当下存在境况的厚重之作，作品对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作了一次有力冲击。二、作品的内在精神是属于正宗军旅文学的中锋正笔，但在高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又充分展示了其他声部的强有力存在。三、这是一部着力描写人物群像的作品，几十个人物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的广大“空间”里，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等人物形象富有独创性。四、这还是一部具有“盛世危言”品格的忧患之作，体现了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的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期的时代精神。五、这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称得上雅俗共赏的作品，其结构完整、情节丰富，具有很好的可读性。作品中虽然没有出现堪与李金堂比肩的典型人物，却以完全不同的艺术品格和文学景观，显示出了作者磅礡的创造力。从《北方城郭》到《突出重围》，跨越空间之辽阔，军旅作家中还鲜有比肩者。创作上的过分本色化一直是困扰军旅题材文学创作的问题之一，在这一点上，《突出重围》恰恰是有着突破和启示意义的。

四

说到跨越，《英雄时代》就走得更远了。它直接楔入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主战场——大型企业与金融界。当然，《英雄时代》与前两部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三部长篇基本上能概略表达出作家对当下中国的总体认识，并“泄露”了他学习巴尔扎克当“社会书记员”的文学野心。

《英雄时代》将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都市作为主要舞台，以一个红色大家族的人物命运为主线展开结构。主要人物的选择和设置基于作者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识：这是一个多语意识构成对话关系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前进。因此，作者选定了这样几个中心人物：史天雄，一个为政权的稳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为革命者的遗孤与健在革命家陆震天的女婿，他的所有行为似都有前定，从副司长的岗位上主动离职搞个体商业零售，其目的是希望能在迅猛发展的个体经济中掺入更多有利政权的因素，当大型国企需要管理人才时，他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新开创的事业；陆承伟，作为革命家的后代，其童年、少年时代便饱尝了社会动荡带给个体的苦难，待家族重新“复出”后，他也踏上了为维持现实不再变化而寻求方略的“不归路”，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他便借家族的影响大量敛财，在他看来，国有资产在社会转型期既然会流失，那就不如流进自己的银库；作为烈土遗孤的陆承业，在主持一家大企业工作的漫长岁月里曾创造过大辉煌，然而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临后，又是他使一家万人企业遭遇滑铁卢，最后选择了以死谢天下的道路。小说直面当下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最深度的问题，对私营经济的崛起、国有企业的困境、国有资产的流失等都有艺术化的描刻。

可见，“时代三部曲”已然成为了柳建伟文学世界的标志性建筑。从中，人们可以领略到当下中国从乡村到都市、从“地方”到军营的重要风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柳建伟对丰富繁杂的社会生活面向的表达。作家虽然采用了个性化视角，但写作资源却都不是来源自身的直接经验或生命体验。柳建伟没有过和县级官员的密切接触，却写出了《北方城郭》；没在野战军待过一天，却写出了《突出重围》；并无任何工厂、企业或金融界的生活经验，却写出了《英雄时代》。他是如何做到的？这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奇迹”。而我更关心的是，当柳建伟从繁杂的行政工作中跳脱出来，可以专心致志搞创作后，在动用了浸润着自己生命汁液和心灵体验的“生活”后，他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五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因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的出现而显得更加重要的理论问题，即21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应该接续哪种传统？

30年前，在《瞄准生死劫》一文中，柳建伟就提出过：文学的形态和社会的形态存在着深层的对位关系。相似的社会形态其文学形态的内在精神也必然相似。他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在社会深层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在文章中，他吁请作家们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给予特别关注。这种声音在1990年代实在是空谷足音，少有回响。而如今，新世纪已走过了20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已使这个话题的重提显得更有意义。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前述两个时代有哪些相似之处呢？我认为，一是政治形态的内在相似。都有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诸多表征。二是经济形态都处在具有革命性的转型期，都属于经济变好上升的时期。三是文化形态与内在精神上的相似性，都是多元文化并存。概言之，因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都具有了注重个体选择的趋向。因此，从法、俄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学于各自变革时期先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来看，上世纪末中国文坛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也可视作社会形态对文学形态的深层呼唤，很值得中国作家重新研究。

相较而言，在30年前柳建伟即坚定地选择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确实有先见之明。但是，仅仅向19世纪的西方文学和《红楼梦》学习也难成大家。任何一个在创作上真正能集大成者，都有开先河者的胆识和能力。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时代三部曲”中还鲜少展露出20世纪西方文学的良性浸润。中国的转型发生在上世纪末，是伴着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术、核武器的阴影等开始的，与一个多世纪前法、俄的转型有着根本不同。如果无视这些“存在”，柳建伟的文学之路就很难走得更远。我个人认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为内核，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方法为武器，以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为依托，才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