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柳建伟，不少读者会习惯性地“归类”为军旅作家或“主旋律”作家。他曾以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曾出版过一系列优秀作品，但在我看来，至今他最优秀的作品还是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是一部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优秀之作，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一部当之无愧的“北方奇书”。
作为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方城郭》曾被出版界誉为能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并提的现实主义巨构。小说在4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对中国城乡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描绘”，“深刻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2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北方城郭》，我依然能被它浓烈如酒的文风所吸引，为那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魅力以及小说的历史深度和精神力度所折服。
然而，这部小说也曾遭遇过非议。2014年小说再版时，柳建伟于后记中将作品诞生后的数年经历总结为“酸甜苦辣咸”：“三十三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达五十五万字长篇小说处女作，可理解为一个甜字，书中版权页遗漏编目数据，可解为一个酸字，圈里圈外一片叫好声，大家都认为它是我写得最精彩的小说，可十年它只卖了区区几万册，无法望《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发行量之项背，可解为一个咸字，十年里都说它可改成几十集非常精彩的影视剧，可就是无法触电，可解为一个辣字。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前应该看到它，可惜出版拖期，书出来后母亲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半尺高的荒草，可解为一个苦字。”
对于这部作品，在创作之初，柳建伟就有着强烈的希望以现实主义“为民族立史”写作的倾向：“一个23岁青年，在大邑县梁坪山军营筒子楼里一口气读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后，开始滋生出一个大胆的梦想：今生今世要做一个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通过对一个北方小县城全景式的历史再现，展现时代转型的现实画卷，这是《北方城郭》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小说中出场人物达百余人，涉及三教九流，却都栩栩如生。主线人物之一中央通讯社记者白剑，以“大洪水银行失窃案”和“吴玉芳被杀案”为线索，揭开了龙泉县李金堂、申玉豹等官商势力的黑幕。其间还夹杂着富商林苟生对李金堂的复仇，刘青松和李金堂的权力斗法，欧阳洪梅与李金堂、白剑等人的情感纠葛等次要线索。这部50多万字的小说，涵盖几十年共和国发展史中的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上世纪90年代初的企业改革、法制建设、文化发展、土地流转、宗族斗法等内容，表现出作家对转型社会的整体洞察力和把握力。在“北方城郭”的世界里，有爱恨情仇，有权力争斗，也有为国为民的雄心和崇高的爱情与理想主义，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喧嚣而宏大的“合唱”，并被赋予了“力与美”的时代美学精神，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这种历史理性化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将柳建伟与不少以弘扬道德性为主的“主旋律”作家及肆意解构历史的某些先锋小说家区别开来。
小说批判的重点也是作家思考中国现实的着眼点之一。作品中将权力之“恶”与人性的贪婪丑恶展现得触目惊心。林苟生年轻时是一位热血大学生和有为的青年干部，因揭发李金堂的不法事实被陷害入狱后遭受百般凌辱，无奈九死一生逃狱，后来做古董生意发了财，一心报仇雪恨。他的恨与爱、世故与天真、真情与冷酷，他对庙堂与江湖生存法则的熟谙，都为这个“中国版基督山伯爵”赋予了强大而矛盾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动能。此外，小说还描写了被各级权力拥有者玩弄与羞辱，并失去了真挚爱情的欧阳洪梅，以及为夺取权力不惜借白剑之力整倒李金堂的县委书记刘青松，还有为对抗刘青松不惜逼死钱全中的李金堂。
而小说更深刻之处则在于，面对上世纪90年代初转型期社会的复杂现实，作家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再现彼时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呼唤精神再启蒙。《北方城郭》突破了官场小说及反腐、新乡土小说等小说类型的桎梏，以独特的隐喻成为改革时代中国社会新的写照。小说揭示了中国县级行政单位政治里权力微观运作的真实情况，比如，在新旧交替的政治格局中如何实现新城建设、发展私营经济等。小说表现了李金堂从一个有理想的党员变成冷酷政客的过程，客观地揭示了封建式的人情与权力、金钱交织的大网对公平正义与良知的扼杀。
此外，这部长篇的“写情写爱”也高人一筹。书中对政治斗争、职场算计、经营策略、人际公关等内容的勾画描写成熟老到，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惊人洞察力。因此从另一方面而言，《北方城郭》又是一部“写情”之书，这里有真情、痴情、怨情、欲情等，也有情与权的纠缠、情与金钱的结合、情与理的矛盾、情与法的冲突、情与道义的共鸣，更有因情生恨、因情而引发的死亡与暴力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书中人物仿若置身于转型期社会躁动不安的大熔炉中，情感成为历史破坏力，也成为历史推动力。林苟生历经人世沧桑却对三妞一片痴情；白剑在政治前途、新闻正义与女性情感中辗转困顿；李金堂富有男性魅力，吸引了欧阳洪梅的母亲、曹改焕等诸位女性。女性成为了其追逐权力的动力之一，体现了人物最真实的内在情感。对于相貌丑陋的申玉豹来说，与女性的关系成为检验人生是否成功的证明。他为四位与他有情感纠葛的女工办理城市户口；他失手杀死妻子，却一心痴恋欧阳洪梅。欧阳洪梅与李金堂的爱恨情仇更是扭缠纠结，她恨李金堂逼死父母，又喜欢他的“英雄”气质；同时，白剑又是她当年的梦中情人，是其美好情感的寄托。可以说，这种“有情”的现实主义书写，为作家对转型期中国现实的描述铺垫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底色以及温暖感人的人性力量。此外，作品也流露出了些许理想主义气质，从而使整部小说的人物更加丰富立体、有血有肉与饱满真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城郭》的格局和境界是远超当时流行的一般文学作品的。柳建伟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塑造历史感，并善于在“历史合力”的理性思维下思考广阔而立体的中国现实图景。小说结尾也有着深刻的批判色彩：老公安赵春山冒着巨大危险，毅然交出指认申玉豹杀人的关键证物；白剑与刘青松、苟林生等人轰轰烈烈的“倒李行动”最终宣告失败；白剑远走异国，申玉豹纵火而亡，欧阳洪梅退出舞台，林苟生与二妞归于平淡生活，而李金堂却逼死关键证人钱全中，“光荣”退居二线……作者没有对李金堂进行简单的道德针砭，而是将之放置于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下考量。李金堂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曾为被欺压的老实村民张老拐伸冤，惩治在大洪水中抢劫强奸的恶人。然而，理想主义褪色之后，历经政治风雨的他再也不想失去权力，金钱成为他抓住权力的方式，权力成为他衡量自我价值的最后一块砝码。柳建伟对李金堂的塑造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历史深度。作家意味深长地以此作结，暗示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人性的阴暗与历史的残酷还将继续考量着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
在今天回望，上世纪90年代背景下的《北方城郭》又是一本“不合时宜”之书。书中有很多1980年代小说的痕迹，也合辄1990年代小说的叙事规则，其中还有很多经典现实主义的书写意味。小说描绘了改革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又摆脱了改革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潮流束缚，表现出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某种“复古”，即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重视、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景观的再现、对宏观历史理性的追索。这种力量使得小说摆脱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纠缠，在历史理性的轨迹上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正如卢卡契所说：“伟大作品的基础，是赫拉克里特所谓‘醒觉者’共有的世界，是这样的人们的世界，他们在社会上奋斗，他们互相搏斗，彼此扶持或彼此对抗， 却并不被动地反应……没有智慧的风貌，就没有一个艺术形象会达到那样的高度，在那里，它摆脱了日常现实的乏味的偶然性，能够保持着其个性的全部的活力而上达于真正典型的境界。”
《北方城郭》中没有庸常世俗与碎片化的生活，也没有拥抱世俗文化的热情，而是在激流险滩般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历史的总体性，也彰显着历史伟力和人道启蒙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对矛盾冲突性的悲剧演示，对历史悲剧性和崇高性的敬意，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某些感伤气质与虚无主义，对抒情气息过重的问题予以了纠偏。这种书写气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古船》《浮躁》等作品中可清晰辨识，而到了1990年代，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解构主义与多元论等叙事潜规则面前，那些1980年代的历史气息就难觅踪影了。1990年代关注的焦点是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家族秘史、《长恨歌》为代表的女性欲望秘史、刘震云的解构先锋冲动等，从此时起直至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个人化叙事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叙事相结合，重塑“文化史诗性”的宏大想象。这与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国家崛起的大背景有关。这本无可厚非，但在文化史诗的想象中，我们也应警惕对“现实”不自觉的疏远，对前人精神遗产的背弃，以及在文化包装幻觉之下，对苦难现实、矛盾冲突与文学的当下性进行回避的危险倾向。
20多年后的今天乃至将来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当新历史主义整体思潮退却，当中国形象凸显于世界舞台之时，重读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我们将更加珍视《北方城郭》这类有着本土原生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品。《北方城郭》对于经典现实主义的重塑也在提醒我们注意，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一种稳定的人与世界的价值联系。而这种主客关系的再确定，也是对后现代主义“绝对虚无”的有力回击。它彰显了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故事的主体吸引力，表现了中国想象在全球现代化景观中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