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观澜

类型化因素与纯文学写作

——刘荣书近期作品评述

安殿荣

细读刘荣书近两年作品,与他之前创作风格和手法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但也呈现了细微的变化,一方面是故事的年代感减弱,与当下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另一个变化是他则更多地探究人性恶的复杂起因,多以案件的形式来呈现罪,追溯罪的形成。

诱拐、非法拘禁以及乱伦等情节,是刘荣书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比如此前的《囚徒》《晚香》等,新近作品中则有《一百零一夜》《我们把地球凿穿了》《扯票》《雪人》等篇。这些作品一度给人类型小说的错觉,层层悬疑增加了小说的张力和可读性,但小说的目的不在于破案,而是以犯罪的极端形式,在人性与法律的边界反复试探,以此引发人们对社会发展以及人性善恶的思考。

身份是与生俱来的烙印,是难以突破的牢笼。刘荣书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陷在这个牢笼中。典型如《一百零一夜》中的男人。男人曾经当过兵、做过业务员,因为想要更好的生活,娶了患有精神分裂的妻子,倒插门做了县领导的女婿。然而即便男人真心对待疯女,也无法真正融入她的家庭。小说设置了非法拘禁的情节,而他囚禁女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情节的设置,就使男人的复杂故事有了松散的、跳跃的讲述切口。小说的落脚点在于阐述身份的隔膜,就像他的名字“先胜”与“先生”之间的差别,不被尊重与不被理解,使他陷入近乎疯狂的状态。《扯票》中的小丫头、父亲、继母、拾废品的夫妇等,他们都是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员,被定格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小丫头的出走和扯票(撒谎)背后,隐藏的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渴盼,她从故意走失到被拾废品的夫妇变相控制,作家利用这个让人揪心的过程,展现了城乡结合部的种种形色。小说结尾,小丫头和父亲像所有童话故事里宣扬的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善意谎言,让人得到暂时的安慰。善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人物在善恶之间的游移,体现的正是生活最为残酷的部分,也是作品张力所在。还有《虚拟爱情》中的“我”,一边深怀负疚之情,一边忍不住继续行骗,也是可恨的可怜人。刘荣书对这类人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和同情。他的作品中还写了很多身不由己的无奈。比如《盛宴》中的颜丁艳幼年差点被送人、少年遭到老师性侵却不敢吭声等经历,使她出现在小说中时,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少妇,她甚至想用喝假农药来吓唬家人。但当她感受到婆家的温暖,重燃生活热望后,却将倒入酸奶罐的农药遗忘在床头,被醉酒晚归的丈夫喝掉了。这多少有点欧·亨利小说的意味,一个阴差阳错,将悲剧放大了。《滦南姑娘》中,三妹杨琼芬偏执地认为姐姐是姐夫所杀。在法医将关键证据丢失的情况下,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以身试药。三妹的执著坚定让人感叹,而小说结尾,儿子果冻对父母亲昵行为的回忆,更让人心酸与感叹,见到了另一种真相。作家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显然不在于破案,而是剖析了不同人的立场与选择,除了生活的无奈,结尾果冻的回忆是最为动人的隐秘故事。

如果说上述小说呈现的是比较单一的“犯罪现场”,借此剖析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雪人》则借用了更多的类型化因素,人物关系也更为复杂。小说从警察杨渡的任职写起,他在帮企业家曹云定调查女经理李小雪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曹的秘密,并侦破到底。这个案件卷进了冒充“国安局”身份的赌徒及骗子范道,将一个网络行骗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还用简单的笔墨写到一个只身寻找失踪女儿的母亲,虽然只是在作家的“镜头”前匆匆闪现过几次,这短暂的出现也为小说的调子增添了一抹寒冬的凛冽气息。杨渡的上司林局长和他同事周道义的形象,也都具有典型性,颇让人玩味。小说采取多线条的编织方法,着重表现了金钱与权力对人的诱惑和改变,以及普通人的生之艰辛等等,但其中最惹人思索的还是曹云定对他初恋的女儿李小雪的控制与折磨,并追溯到曹云定在上一个时代中所受到过的伤害。这是作家藏在层层悬疑故事下的苦涩内核。

可见,将类型化小说的因素引入纯文学的创作,正是刘荣书近两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对犯罪现场的讲述,并没有遮盖刘荣书小说中温暖良善的一面,他愿意给予人物最大的宽容和谅解,他也愿意给这些卑微的人物以温暖和希望。《雾夜坦途》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体现着作家的写作才华。一边是带着患病父亲跑出租的中年司机,一边是隐忍着巨大悲恸雾夜奔丧的懵懂少年,他们在看不到前路的浓雾中的邂逅,他们互为救兵,相互取暖,互相鼓励,一起面对并走出人生的这场困境。

人生中难免都会弥漫这样一场大雾。罪的起因千种万种,而善的出发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却最为动人。对刘荣书作品的整体阅读,不难感受到他对好看小说的品质追求,他十分关注人物的境遇和命运走向,挖掘每个人物最真实的生命律动。除了对罪的溯源,期待他今后的作品,能够更加多样,注入更多如《雾夜坦途》所传递的温暖力量,以使人有勇气去冲破人生中每一场大雾的围堵。

2020-10-21 安殿荣 ——刘荣书近期作品评述 1 1 文艺报 content56832.html 1 类型化因素与纯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