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书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现实烙印下的命运流离进行书写，呈现了底层世相的生活百态。刘荣书对于宿命枷锁的展现，首先凸显在对于人物的镜像观照中。小说《雾夜坦途》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出租车上的温情故事，前半段都在零散中不断叙述“我”和父亲在车上的经历，一直到小说中段，借用了一个20多岁年轻人的出现，将他的生活故事与“我”和父亲的生活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在生死边界展示了底层生活状态下的宿命回归。小说隐秘地将“我”和男孩都投放在了相似的痛苦之下，展露原地挣扎的艰难漩涡。小说不止一次展示了出租车司机的无奈，他不断地试图同命运斗争，但苦难之下，他只能保持着微渺的妥协。小说并未着力于刻画苦难，而是利用这种同质命运下的互相扶持，竭力凸显了人心在命运枷锁下的缠斗。小说最后，孩子在雾夜中远去，奔向他不可知的命运，而“我”同样按部就班地活着，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看似一切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在雾夜之后的他们却都从彼此身上汲取到了更为深厚且广阔的力量。

小说《一百零一夜》有意模糊了现实与幻境的界限，全程以男人和女人来指代人物，在主线故事之外，不断掺杂男人的生活经历。在故事最后，碎片式的传说与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状况巧妙互文，又同时在结尾处戛然而止，加深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慌感。女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丈夫瘫痪，自己被拐卖，好不容易逃脱之后，却被拖入地窖之中囚禁。更可怕的是，囚禁她的人是个疯子，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清楚。小说以女人的命运开头，最后以女人的被解救结尾，但着重讲述的命运枷锁仍然是男人。男人的生活是悲惨的，从成为上门女婿时身份的错位，到妻子的走失，最后成为一个“拐卖者”。小说将这种宿命感借用了极为隐秘的人性心理距离加以显现。一开始，女人的防备是理所应当的，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也跟着女人的情绪跌宕起伏，对男人从信任到怀疑再到恐惧，而到故事中段，女人似乎又回到她命运的原点。同样的状态在男人身上也有所展露：“他痴痴地望着她，知道那不可能是他的妻子。但又多么像啊！应该是他妻子年轻时的样子，做姑娘时的样子，花骨朵一样少女时候的样子。”小说借用了这些魔幻而又真实的人性书写，试图展露宿命枷锁下的心灵困顿，对于男人而言，走失的妻子和永远无法东山再起的人生是一场又一场的死循环。

在小说《盛宴》中，刘荣书捕捉了一种笨拙而悲悯的命运苦难。从传统视角来看，颜丁艳这一形象是放荡的，她随意嫁给了现任丈夫，同时又贪恋着网恋的快感，甚至偷钱同男人私奔。然而，这个“坏女人”也有着凄苦的经历，幼时被老师骚扰、又被自己的父母嫌弃，她在“一时昏头”之后，希望与丈夫吴复生离婚，但却不能如愿。甚至在被邻居出言侮辱并暴露了“裸聊”这一事实后，她曾经厌恶的公婆还提出为他们买房买车，就在一切看似向好发展的时候，那一杯原本被拿来用做威胁的农药成了丈夫的催命符。吴复生喝下那杯药时，小说又发生了两次反转。或许对于颜丁艳来说，这些都是命定的苦难。

刘荣书擅长在他的作品中捕捉这些命运的魔咒，通过映射不断地寻找生活的真实慰藉。此外，他常常借用多种手法烘托宿命感，但是，无论是狭小空间下的人物角色异化，还是在时间迁延中的灵魂个体奔走，实际上显现的都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困惑之下的真实聆听。刘荣书在小说中探讨命运的原点轮回问题，擅长在不同经验与不同视角之下反复推拉，试图在难以勘测的生活之下把控永恒且不可更改的命运走向，这些极其复杂的信息共同将小说情节推入不可回转的结局。在纵深的人性背后，若隐若现的宿命感显现出绝对的高压，呈现出某些独特而沉重的历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