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新年画”，是解放区改造旧艺术的重要成果。作为革命美术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受到新政权的高度重视。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份在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是22日经陆定一、胡乔木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批，27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它开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个篇章。这是新中国文艺连接延安传统，并拓展新中国新表现的具体实践，其中一大批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为革命美术的元老在1949年以后接管了院校和美术团体后，毅然决然地响应号召，投入到以革命美术的传统改造传统美术内容和形式的运动之中。《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在封建统治下，年画曾经是封建思想的传播工具，自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旧文艺形式从事文艺普及运动以后，各老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改造旧年画用以传播人民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新年画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现在春节快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各地文教机关团体，应将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今年文教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在某些流行‘门神画’、月份牌画等类新年画艺术形式的地方，也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这些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为广泛开展新年画工作，各地政府文教部门和文艺团体应当发动和组织新美艺工作者从事新年画制作，告诉他们这是一项重要的和有广泛效果的艺术工作，反对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这种普及工作的倾向。此外，还应当着重与旧年画行业和民间画匠合作，给予他们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物质帮助，供给他们新的画稿，使他们能够在业务上进行改造，并使新年画能够经过他们普遍推行”。

一个新的政权刚刚诞生，能够在百废待兴中开展与建设和巩固政权似无太大相关的年画工作，可以想象新年画以及与群众相关的基层文艺在延安以来的共产党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文化部的这一文件，把发展新年画的每一方面都已详尽地指示到位，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和在延安等其他革命根据地开展年画宣传工作一样，都是把春节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一方面是利用文艺的形式来宣传方针政策、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是以此改造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进一步确立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明确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布之后，就像战争年代的“一声令下”，各地的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立刻积极组织新年画的创作和出版工作，这就开始了新中国美术历史上主题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新年画创作运动很快就遍及全国。肇始于延安的“新年画”主要是题材新和形式新。其中新的题材都是解放区的生活，这是看得见的显著变化。尽管新中国的建立为“新年画创作运动”提供了不同于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新的生活，而这正是“解放”这一宏大主题之下的新的转型和拓展。然而，一年不到的时间内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则把新年画的新题材重新转回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面，而这又不同于此前自抗战以来的战争内容。因此，抗美援朝时期的新年画就成了这一时期新年画创作的特别部分，所表现出的“新”则是基于抗美援朝这一关系到每位中国人的现实。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间，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潮，进一步巩固了新政权，而战争的胜利给予新生的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实力的显示，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二天，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成立。1951年3月14日， 该会又发表了《关于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在这个通告所建议的第五条中特别指出：“全国各宣传教育和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夜校、文化馆、图书馆、识字组、读报组、报社、广播台、画报社、出版社、书店、文学团体、音乐团体、美术团体、戏剧曲艺团体、文艺工作团、电影厂、电影幻灯放映队、电影院、剧院、娱戏场等，以及全国各公共场所，包括工厂、商店、市集、旅馆、车站、列车、交通要道、公园、名胜区、庙会等，均制订了今年内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这之后全国城乡开展了“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而反映这一运动的美术创作几乎是与之同时产生的，邓澍1951年创作的新年画《保卫和平》（又名《和平签名》）就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保卫和平》将画面设定在农村丰收的晒场上，男女老幼争相在保卫和平的签名书上签字，而这正是当时中国基层的一个缩影。画面的左上角飞扬着和平鸽，左下角是石碾和村民养的鸡，一切都在现实和装饰的表现中烘托了“和平”的主题，其中可叙述性的画面结构以及人物的彼此关系，都成为这一时期新年画创作的范例。《保卫和平》获得了1951年至1952年度首次年画创作评奖的一等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抗美援朝这一题材在当时新年画创作中的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蒋兆和所画的水墨画《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1953年），作为新年画的一个品类，通过印刷发行的传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这一社会要求下，美术家也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签订爱国公约、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及其家属等阶段性的活动中，而在每一时期运用自己的特长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则成了当时的日常工作，同时，为了反映这一生活的现实，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美术创作中的新年画也不断出现。需要看到的是，抗美援朝运动正好接驳了美术界开展的新年画创作运动，那么，以年画的形式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运动，正是一个时代的契机。所以，在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的热潮中，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抗美援朝的新年画作品，其中有直接表现战斗场面的张碧梧的《上甘岭的胜利》《志愿军凯旋归国》、伍必端的《中朝部队并肩作战打击美国狼》（1953年）。这是在过去新年画创作中没有见到过的所描绘的如此宏大的战争场面，这是借鉴油画、国画等画种在表现主题创作上的新的突破和积极探索。尽管年画的幅面很有限，考虑到印刷和出版，所以要在有限的幅面中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就必须突破过去年画的局限。当然，这一时期新年画创作中的成就也影响到其他画种的创作，如董希文的油画，以及表现抗美援朝的油画《中朝会师》等，都借鉴了新年画的审美风格。

抗美援朝中的新年画和当时其他表现抗美援朝的画种作品一样，在现实中有着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通过进入到家庭的新年画的张贴，通过新年画审美和基层民众审美需求相契合的特点，令表现抗美援朝的新年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助攻”的积极作用。张碧梧1952年的《养小鸡捐飞机》、阿老1953年的《生产战线上的捷报》，所表现的是从国内基层民众的积极生产到前线志愿军战士获得国内生产捷报的不同角度，反映了全民支持抗美援朝的热情与奉献。而在表现中朝友谊方面，则有阿老的《中朝军队前线联欢》（1952年），还有多种表现抗美援朝中志愿军英雄的年画画像，以及陈白一的《崔莹会见罗盛教的双亲》（1954年），古一舟《崔莹会见中国爸爸和妈妈》（1958年）。如此等等，表现抗美援朝的新年画不仅成为这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亮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年画创作运动走上了结合时事政治的发展道路。而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这一历史事件及其与事件相关的英雄人物，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也是美术创作中的一个特别题材，仍然不断有一些新的创作涌现，值得一提的是，画家陈白一几十年把自己表现的题材放在“罗盛教”的事迹之上，其创作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一稿再稿，也说明抗美援朝题材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已经成为经典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年画创作运动以及这一时期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新中国美术史的范畴。1952年全国创作新年画500余种，而出版发行的数量则由700余万份增至4000万份。为了巩固新年画运动的成果，文化部于7月再次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在两年来的1000余幅作品中选出的得奖作品内，阿老的《中朝部队前线胜利欢歌》榜上有名。显然，这一时期的新年画创作有了超越往年的很大发展，新年画创作的地区和人数均已翻番，新年画的内容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增加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经济建设等新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