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50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为新中国“培养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组织、编辑、教育、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干部”（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0日第3版）的专门机构，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文艺方向、领导的文艺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以及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指明了方向，也影响了培养文学工作者的导向和方式；另一方面，延安时期以来，文艺体制的逐步建立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实践与经验的积累，对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创办与运行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总的来说，延安时期确立的文学方向、文学实践经验对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既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办学方向、理念，也体现在具体和微观的实践环节。
就具体历史而言，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成立有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和过程：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全国文协创作部起草《创办文学院建议书》，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取法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对于这一过程，已有诸多研究进行梳理。当我们探向历史深处时则会发现，除这些具体的过程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还有其更为深远的源流。
在当今鲁迅文学院的院存档案资料中，有一份由全国文协创作部起草的《创办文学院建议书》。这份《建议书》的第一部分说明了“创办文学院之意义”：“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目前我们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所以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艺运动以来，除延安的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而外（经验证明他们是有成绩的），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数是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接收以来，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人才，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
这份《建议书》标注的日期为1949年10月24日。在院存档案的信封上写有“最早文件”的字样，可以认为是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最早的档案文件之一。这份文件说明了在新中国成立的条件下建立一所文学院的需要，也暗示了即将开始筹备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与延安文艺教育之间的潜在关联：《建议书》中所提到的“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实际上指涉着1949年之后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等，这些院校都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而鲁艺正是延安文艺教育的主要机构。换句话说，这些各艺术门类学院的成立，是延安的文艺教育在新中国语境下的延续和发展，延安时期的文艺教育导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院校的办学方向与实践；而《建议书》提到的“鲁艺文学系”，是延安时期培养文学工作者的园地。虽然鲁迅艺术学院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并无机构意义上的承袭关系，二者也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承担着有所不同的时代使命，但从宏观来看，从延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中，文艺教育和文艺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向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承袭与延续。
在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中，有一份50年代的题为“新中国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油印材料，它更清楚地呈现出这一关系：“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和各大解放区，都举办过以我国伟大作家鲁迅命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或其他文艺学校，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学干部和作家，给我国新的文学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国家还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创办的。”（《新中国的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作001-19”）如果说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中国文学进程的“前史”，那么在文学人才培养方面，延安经验成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学的重要参照。
梳理延安文学经验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学方向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关注召开于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毛泽东《讲话》的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讲话》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等重要问题，既明确了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方向，也规划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这些都注定对文学人才培养的导向与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在《讲话》前，毛泽东在建立党的文化领导权、领导文化工作、建设文化队伍等方面已有过诸多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开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的传统”。（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早在1939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便强调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也指出：“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了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性：“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备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而到了《讲话》，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从更为宏观的文化战略的层面展开论述，那么《讲话》则解决了文艺的具体问题及文艺工作的前进方向。实际上，这一系列论述呈现了毛泽东在领导文化文艺工作方面的思想脉络，也正是在这个脉络中，党的文化领导权逐步确立起来。
在这一思想脉络中，我们便能看到《讲话》精神对于文艺人才培养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延安的文艺教育上，也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办学方向上。《新中国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的新文学创造了新的生命。这个《讲话》指出，文艺必须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学家必须要改造思想，向工农兵学习；文学艺术必须要忠于现实，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十几年来，中国文学工作者一直坚持执行着这个方向，今后也仍然是要继续为贯彻这个方向而努力。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任务，就是专门培养中国优秀的青年文学创作干部，使他们能够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在政治和业务水平上提高一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事实上，《讲话》对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办学方向和理念的层面，也体现在招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具体环节。在招生方面，有研究者曾发现一份名为“讨论筹办文学研究所提纲”的文献，上面呈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招生人员条件的要求：“《提纲》所列招生研究人员的条件为：1、经过一定的思想改造，基本上已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者。2、经过一定的斗争锻炼，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者。3、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创作上有所表现，或在理论批评、编辑、教育、运动组织等方面有某些成绩与经验者。必须以上三者全部具备。4、有优秀才能或可能培养的工农出身的初学写作者。”（王秀涛：《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而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一班学员的53人中，“有七个工人出身的，有两个农民出身的，一个刚迈出大学课堂的，四个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教职员的；其他三十九人，都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革命队员和革命军人。”（《创办文学院建议书》）
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央文学研究所“强调以学习政治理论、文艺政策与文学遗产为主。要求每个学员经过两年的学习，必须要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并且还要熟悉中国文学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苏联的文学发展情况。第一期学员在课程的安排上，分为这样四个部分：第一、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的学习；第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文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学习；第三、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第四、苏联文学。对其他国家文学史的学习，则采取了自由选择和重点指导的方法。”（《创办文学院建议书》）
除了《讲话》精神的直接影响外，延安的文学教育经验也构成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学的潜在参照。作为延安时期主要文艺教育机构的鲁迅艺术学院，自1940年开始施行“专业化”办学方向，后因“关门提高”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实际上，鲁艺1938年创立时的目的“就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原载于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创办初期的鲁艺采取“三三制”的教学模式，即先在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外出到前方抗日根据地实习三个月，再返回学校学习三个月。1940年开始，由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后改变教学方针，对鲁艺的教学模式采取较大改动，开始“专门化”办学，原有的前方实习也被取消。《讲话》对于鲁艺“关门提高”的状况进行了批评。很明显，在抗战背景下的“关门提高”与当时迫切的现实要求不符，普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郭沫若曾以“有经有权”评价《讲话》。在这里，“经”指长久之计，“权”指权宜之计，“有经有权”意味着《讲话》既有战时解放区的权宜的文艺政策，也包含未来新中国的长期的文艺方向。关于《讲话》的“经”和“权”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讲话》对‘普及与提高’的阐述完整地展示了‘经’与‘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眼下重心放在‘普及’上本是为了配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权宜之计。”（李杨：《“经”与“权”：〈讲话〉的辩证法与“幽灵政治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对于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文艺来说，“普及”意味着更广泛和及时地发挥文艺的宣传和动员的作用，因而被更加重视。
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教育方向进行了调整。毛泽东在1942年5月30日到鲁迅艺术学院对学员讲话：“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延安文艺教育的方向再次调整，而呈现出新的面貌。
这些延安时期的办学经验，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学研究所办学所参照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教育，随时代语境变化而发生变化，由相对重视普及，调整为普及与提高并重：鲁迅文学院院存档案中，一份手写的《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时间为1950年3月9日）设计了办班的构架，并设计了“研究班”与“普通班”的办学方案。（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很显然，“普通班”偏于“普及”，而“研究班”则偏于“提高”。但在“提高”中，也避免了“关门提高”的问题：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除学习所规定的课程外，也进行了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尤其是生活实践中，分为八个小组，奔赴工厂、农村和朝鲜前线，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中。
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解放区的文艺方向逐渐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而延安时期重要的文艺工作者，则成为了筹备和创立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人员。他们有的从五四时期走来，在延安历经改造而走向了广阔的新路；有的则是在解放区获得成长和锻炼，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他们开始了新的文学教育实践。文学在新中国成立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而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为培养文学人才的专门机构，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携带着延安的文艺实践经验，面向新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展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