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起，北京国际音乐节由年轻的邹爽接棒艺术总监，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样重要的艺术节展为什么会选择她？她又给艺术节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几年来，邹爽用与国际同步创作、引进加“联姻”的方式，将前沿、多元、融合的众多名团佳作呈现在了音乐节平台上，承袭音乐节传统、带来新亮色的同时，让更多新锐青年华人音乐家的作品在祖国舞台上绽放。
邹爽出身音乐世家，是以导演为主的跨界艺术家，作为国际戏剧联盟主席会成员，她获得过中国话剧金狮奖，也获得包括英国国际歌剧奖在内的多项国际艺术奖提名，以导演、设计、编剧、译者不同身份担任主创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美好的日子》《弥赛亚》《奥菲欧》《逐》等等一系列歌剧或浸没式戏剧、话剧作品，体现了创作的开阔视野和能量个性。
邹爽也是一位新生代的中国文化使者，在世界艺术的语汇中，努力让“中国概念”不仅有来自年轻一代国人的自我表达，还进一步引发国际化的更多关注、理解和诠释，把艺术追求和国家情怀化作潺潺清流，奉献给她所爱的舞台和观众。
坚守跨界艺术的初心
程 辉：你是一位有多重身份的跨界艺术家。面对观众和读者，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定位？或者希望大家眼中的邹爽是什么样的？
邹 爽：现阶段，我还是一个探索者，未来我想成为一个引领者。“引领者”是指我想促使自己率先探索有这一代人独特经历、时代个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中国民族性的文化思考。无论做任何事情，我总会带着这样的情怀、责任感去想。事情不管大小，只要有可能，就去努力做。这话听着像口号，但其实是一种初心。我希望能够带动有同样初心的同龄人做出更优质的、属于我们文化的作品。
程 辉：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所以北京国际音乐节选择了你，还是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选择了你以后，有了这个平台，才有了这样的心愿？
邹 爽：我觉得是前者。我的初心有了音乐节高端平台，促使我更加保持和延续它的影响力，并且增强探索、加大宣传。非常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艺委会余隆主席选择了我，他总是带团去欧洲，常会见面聊天，发现彼此好多想法是一致的。他作为国内这方面的领军人物，还在一直探索，特别尊重年轻人的想法，愿意去了解年轻人的东西，和我们在同一个语境里聊，这种默契特别难得。余隆主席跟我们一起探索，不停地学习，我们也能一直向他吸取很多的经验。“中国概念”就是他最早提出的，今年我们做240小时回顾，能有这么多艺术家召之即来，全得益于音乐节曾铺开的各种音乐创作。现在我只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多一些的门类、拓宽多一些思维方式。我也问过余指当时怎么就选中我了，他说了三点：第一，国际化背景，我有国际视野和学习以及从业经历。第二，年轻，他34岁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我任职时也正好34岁，这是缘分。第三，女性，他可能觉得换一个女性总监，新的形象和思维可能带来不同的方向和吸引力吧。
程 辉：任职艺术总监已经第三年了，你觉得达到大家和自己的期待了吗？特别是今年，音乐节做了这么大的调整。
邹 爽：前辈都鼓励和认可，但我认为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四年一届任期不长，我接棒时四年主要的项目都定了，我更像完成者与执行者，不过，四年后甚至更远的前瞻性项目也要酝酿。今年碰上疫情，我没有太慌，因为音乐节旗下有很多机构会互相借力，国际的音乐季艺术家都是连着的，本来之前也在探索新的平台和理念。疫情也是某种催化剂，逼着我们做了线上活动。互联网5G时代发展太快，包括线上科技还有去年做的VR项目，碰到好的作品我就会觉得太牛了，要抓住这个机遇。时代需要让观众看到引领性思维、好的艺术作品，带动观众多角度思考生活和艺术本身，这是音乐节应该做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探索互联网下沉式的内容体验，做更大众的推广。只要是艺术质量高的作品，音乐节这个平台都可以吸收，因为互联网可以吸纳更多年轻人好的想法，这将非常别具一格。不一定是大师级别的作品，但达到了下沉的目的。有时我会纠结，殿堂级的古典乐靠一代代的音乐家传承撑下去，如果在这一代人中断层了，会不会失去古典音乐的精神？反复思考后，我觉得不会，因为流行文化完全可以致敬古典文化，一起融汇到时尚的语言里，让大家重新去崇拜古典和经典，音乐节要承载这样一个使命。
今年的音乐节，我跟余隆主席就有了不谋而合的想法——找到线上和线下的“关系”。音乐节要转成线上，首先不能让观众觉得是凑合的；第二，形式上要非常别致。我们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不停息，音乐的精神不停息。因此所有的思路全变了。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了一批特别棒的“90后”、“00后”独奏家，全是中国人，在国内外各地学习。我们就决定展现他们的才华，打造一个非常年轻的、属于中国新兴艺术家的音乐节。我们也在想音乐到底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就设计了包括类似午间系列的音乐传播，和日常节奏接轨，好像就在人们身边发声，让音乐回归生活。
创造与国际接轨的艺术对话语境
程 辉：艺术回归生活是必然，是大家的共识。看得出来，你做艺术节挟带着强烈的理念，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里你最想要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邹 爽：破圈。古典乐是一个很固化的圈，国外尤其如此。所以我觉得恰恰在中国，古典音乐的破圈是有戏的。要创造跟国际上共通的对话语境，以前是接轨、是赶超、或是要中国声音走出到国外的概念，现在变了。很多外国艺术家们想认真跟中国的艺术家做探讨，走进中国文化内里，希望能够借着中国这个力，不是指仅仅借经济力，更多借的是文化，在这儿能产生更多的灵感，这是各国艺术家汇聚这里的一种愿景。
程 辉：现在国外的艺术家到中国来，不再说只是来传播他们的艺术，或者只是来感受下异域文化，更多的是想让自己的艺术融入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产生碰撞，也听一听中国到底会对他们的艺术产生什么样的反响。你恰恰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和平台，所以你愿意把这个事儿做起来。
邹 爽：对，他们很感兴趣。尽管有的人对中国文化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有憧憬。为什么？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多机会，尽管中国观众对他不了解，但这样的动力反而很强。另一面，我也想改变某种刻板印象。有时外国人尝试做中国题材，或是某些探索性质的艺术作品在中国做，会有一些不被接受的声音。有人认为既然做中国的东西，就必须是“我概念中的中国”，而不应该是“你概念中的中国”。我希望可以打破这个认知。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合作消磨掉这些隔膜，一定会有更多更棒的世界级艺术作品在中国诞生。
程 辉：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如果我们自己把艺术创作“圈”在狭隘的中国概念里，最终将自我束缚。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要有真正国际的视野、态度和胸怀，相信中国文化是世界的，是可以用多种角度来解读的，而不是固化僵化的一成不变。不仅仅是包容，不仅仅是多元并存，还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允许其他文化来解读我们的文化，就像是我们也会用中国的文化去解读别人的文化一样。
邹 爽：这一切为的还是产生艺术精品，但这道路很远，是很漫长的过程，而且每一年艺术观念也都在发展变化。比如说音乐节开始做的浸没式歌剧是“80后”同代人，他们都是从伦敦出来的，在英国没钱去歌剧院租一个场地，演他们想演的东西，所以这些年轻人非常饥渴，大家拼命地寻找一个突破点，有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个平台，我可以找那种特别时尚又艺术的地方给他们“安营扎寨”，和这些青年艺术家们落实合作。
依托本民族文化与世界对话
程 辉：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你担任艺术总监之后，既继续有《女武神》等传统歌剧、阿斯肯纳奇等大师率领的著名团体和著名演奏家，也引进了新的元素，比如浸没式歌剧，像VR虚拟音乐现实体验《捌》和《消失人的日记》《奥菲欧》等，还有新国剧《霸王别姬》、美国华裔女音乐家杜韵获普利策奖的《天使之骨》。这是基于你的理念，还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你的要求？
邹 爽：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我不能把个人作为导演的鉴赏在放第一位，要考虑的是音乐节的观众，应该达到某种程度上“无我”的状态。像《天使之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被引进的，华人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成就，需要被人看见，而且导演是对国外社会现象的剖析，是高度的文化互通。早期一些到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们，他们的使命是不断把东方的语言输出到西方去，那是个“黄金时代”，世界通过这些优质的艺术家看到了中国文化能跟他们语境相媲美、相同的最极致的、唯美的体现与融合，这为后生代打下了非常好的根基。现在的年轻人突破了这个阶段，更有国际意识，思考的是怎么把自己的本土文化、母体文化和国外的文化嫁接得很好，依托本民族文化，直接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探索各个民族的文化。
“浸没”也是创造新的共同对话语境，虽然是小成本制作，但要么是选择非常近现代的曲目，要么是古代曲目，通过新的形式让创作有更大的空间。比如说《奥菲欧》是巴洛克时期的题材，我们完全是向蒙特威尔第致敬，但在音乐上已经完全颠覆，有蒙特威尔第的影子，但不是改编，是原创。为什么会选择他，因为大家对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太熟悉了，不好从内容上做更多的解构。巴洛克时期多是古代的神话，用现代的语言，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不管从人文、历史还是艺术的角度，可以解构得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一定要用特别前沿的形式吸引年轻观众，比如可能看了一个浸没式歌剧雅纳切克《小狐狸》，就不会觉得只有天天看浪漫派、古典派才不得了。年轻人实际上心里就有判断，而且感兴趣的话就想去看看原版什么样，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比如跟中戏的歌剧系合作，学生不一定对蒙特威尔第或者我们创作的初衷有多深的理解，但在跟我们有紧密的工作合作之后，他们发现歌剧是一步一步这样创作出来的，跟大剧院、大舞台的歌剧不一样。回到最早歌剧这个词“opera”，它就是“opus”作品号的复数。蒙特威尔第做歌剧的时候，就是用各种手段，也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会叫做“歌剧”，所以要秉承这种探索精神。这些新的探索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因为没有被演出过，是有活力的。我们现在需要让更多观众知道古典音乐的历史很长，是发展中的，而且能容纳许多国家的文化。
程 辉：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创制的这些作品，在北京参加完音乐节之后，在国际其他地方上演时，会标明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作品吗？
邹 爽：会的，像《消失人日记》，还有去年的VR作品《捌》。周龙先生的《白蛇传》是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的谱子上就印着北京国际音乐节，当时委约他得普利策奖，是华人的第一个普利策奖。这些都会带着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标记，在国际上传播。
程 辉：今年的作品里，我特别注意到你们委约了一个武汉的作品。
邹 爽：是我们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国爱乐一起三方委约的。词曲创作和指挥都是武汉艺术家，乐团也以武汉乐手为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已经委约了。当时做了两个方案，如果他们来不了北京，就在武汉直播。但无论怎样，肯定要以武汉乐手为主，因为武汉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太感人了，他们当中只要是党员、团员的，都下到了基层去检查体温，做小区的执勤者，而且一直坚持到6月。我们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有意义，所以我父亲邹野和另外一位作曲家方石、诗人唐跃生三个武汉人一起写。从起初武汉人民抗疫，到全国人民协助抗疫，共同抗疫，我们也在琢磨音乐节开幕式应该做些什么，确实因为武汉太令人动容了，这个作品很值得期待。
舞台是至高无上的艺术
程 辉：除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我还想聊聊你的创作。我注意到你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大多都是根据国外的名著改编，无论是你的话剧、音乐剧还是歌剧。这是什么原因？
邹 爽：我虽然一直在英国学习，后来参与创作，但对创作好的中国作品还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欲望。不过我真的没有准备好，不能着急而去应付。我主业是导演，并不是一度创作者，虽然也做剧本，但多是改编或建立在某个经典的基础之上。舞台在我心目中是绝对至高无上的艺术，如果我把舞台也做成了一个“行活儿”，我会觉得好像什么都没了。
现在我找到一些灵感，想写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式变迁，希望刻画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我还特别喜欢科幻题材，想通过艺术作品去探索未来什么样，我们作为人在地球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从小参加杨鸿年先生的少年合唱团，还记得那些每年出国的点点滴滴，特别有意思，通过自身这个小小窗口，看到世界上多元的大千世界，用音乐跟世界有了对话，对我们的成长有非常多的影响。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
程 辉：你在国外这么长时间，对于国外商业文化包括舞台艺术发达的商业化也都比较熟悉，有没有想过在国内，依据你的所见所闻，在商业文化上做一点什么？
邹 爽：我非常想做高端的商业文化，因为我觉得最后能够让艺术家有更多自由的人，就是买票的观众，就是票房。但票房和观众是需要被培养的。比如浸没式歌剧这种探索希望能不停地做下去，也带动更多的人来做。这就是音乐节的优势，音乐节对这种理念的梳理和宣传，对很多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做得多了，买票的观众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做戏就不用依赖于很多的扶持了，这种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创造自己想做的了。
程 辉：你刚才讲到了一个词：“自由”。但是做商业，无论商业戏剧或是商业音乐，它也有很多的不独立性，因为商业有自身的诉求。
邹 爽：出资方要考虑观众喜欢什么，但是我始终相信观众，尤其一线城市的观众的精神品位是往上提升的，而且提升得非常快，他们对优质和劣质的艺术产品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在等这个时机的到来。不管怎样，有这么多年轻人去艺术节，这些人想在那里寻找日常生活的一个出口，在追求文化认同，这就是希望。剧场文化也一样，现在的青年观众了不起，自己买季票、加入俱乐部。这样持续下去，观众会有越来越好的意识，会真正更多地投入到对质量和艺术的追求上。商业艺术就按照商业艺术的方式生产，但最后能留下来的一定还是有高艺术水准的作品。那些能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就得有长期认同，有时间的传承。
程 辉：从小的优良艺术教育，对你的成长应该有极大的支撑。现在你有了更多的行业经历，反观当下的艺术教育，对希望走艺术之路的新人，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邹 爽：要热爱。我觉得任何一个想学艺术的人都需要叩问自己是否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从事艺术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有使命感的人才去学艺术。只对阳春白雪高谈阔论不叫艺术，娱乐明星也不叫艺术。艺术是挂在天上的一颗永恒的星，是要照亮别人的。所以这个能量要足够大，而且要足够孤独，足够坚定。对于家长尤其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长，如果觉得艺术是让自己孩子锦上添花的一个才艺，那就别学艺术。艺术绝对不仅仅是技术，必须有内心特别想表达的东西，你才能成为并有可能成为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