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我问，还有多少地方，就这样长年的贫困？我问，我问我自己，你能否带领他们，让美梦成真？”民族歌剧《扶贫路上》里，王丽达饰演的第一书记黄文秀遍访群山中的贫困户后，发出了“我问”的咏叹，唱出这两句歌词。个体的扶贫故事就此展开，群体的塑像功能同步实现，国家的脱贫决心撼动人心。

这部由印青任音乐总监、作曲，田沁鑫任总编剧、总导演，宋小明任唱词设计的作品，讲述的正是有信仰、有大爱、有追求，克服困难一往直前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的代表黄文秀的故事。

黄文秀生前担任革命老区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生活、工作在扶贫基层第一线，为了村中群众能够脱贫攻坚，她尽心竭力做好每一件事，是国家脱贫攻坚战中的普通个体，是全国走在“扶贫路上”的290多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中的平凡一员。她在未竟事业上的不幸牺牲，让我们切身感受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不易，也被一代青年共产党员炙热鲜活的信仰力量感染，得以窥见全国脱贫攻坚战线的荣光。

平凡的行为中产生出伟大人格，正是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关注重点。该剧一改以往对英模人物的创作模式，聚焦到了黄文秀的平凡日常，通过诗意与浪漫的表达手法，呈现出这一代青年共产党员的勇敢与纯粹。

黄文秀作为女性、子女、党员的三重身份特征，和她性格上的质朴坦率相互辉映，组成了她的生命弧光。从起初村民和村两委对她的“不放心”，到最后她获得他们的“舍不得”，这些弧度都恰到好处地在民族歌剧的形式中铺陈展开，巧妙地在戏剧情节中点染释放，并没有铺呈太多而陷入情感泛滥。

《扶贫路上》舞台展现的黄文秀与家人尤其父亲的感情、她对母校北师大的怀念、她在驻村宿舍留下的吉他、她平常的着装等，则让观众看到黄文秀与当代青年之间毫无距离，她本是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这些于无声处的丰盈生活细节，同她年轻生命特有的可爱与率真，一起构成了这部剧质朴的生命力量与打动人心的真情实感。

在歌剧中空间的变化与更迭，往往和音乐直接相联。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舞台空间配合着极具特色的乐曲演奏，同样自由灵动。舞台的设计大多取材自百坭村中的真实生活环境，随着剧中音乐的变化，舞台上空间和装置也随之变化，表达着主人公对世界的认知和心声。舞台的框架结构的上中下三层、前中后三层、左中右三层被打通后，空间有了更多组合使用的可能性。

配合着灯光，舞台始终在诗意的虚实之间游走。当多媒体投射出现象征性的“蝴蝶”意象时，柔美的形象与金属框架结构发生交织与碰撞。两种相对极端的气质互相融合的过程，产生强大的氛围感。这种氛围感将观众包围，让他们感受到黄文秀对于生活的热爱、美好的憧憬、理想的追求，以及支撑她走下去的精神力量。

在框架结构之下，多空间运用与合并处理，也拓宽了叙事的边界。黄文秀刚到村时，框架中的小格子空间同时展现了其他派驻各村的第一书记们在村中生活的场景。类似这样的处理，可以说是多线的。随着舞台空间不断打破、重构、黄文秀与第一书记们呼应的关系得以形成。此种关于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圈层的“隔空”诠释，让观众明白在“扶贫路上”，在黄文秀身后，站着全国290多万参加驻村帮扶，“心中有光、不怕路远”的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而扶贫攻坚的成果，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

黄文秀不只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斗，更是一种精神，是无数的人怀揣着同样纯粹的理想与追求，用自己高尚的品格和行动，不畏惧艰难险阻，不畏牺牲，为人民和故土奉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样舞台空间划分与处理之下，这种精神层面的共振，更能让观者与这些默默奉献的“黄文秀们”之间共情。

全剧的音乐部分融合了美声、民族唱法以及极具广西当地风土人情韵味的音调和元素。广西的群山显现，配合着极其浓郁当地色彩的音乐和唱段，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一些音乐和唱词烘托出黄文秀的内心世界。面对父亲的疾病和全村人民抗灾的需要，她挣扎着冲到灾难现场的行为令人尊敬。响起的音乐刻画了她内心丰富的情感，也凸显她人性的弧光——在这个大时代该如何坚定不移选择自己道路的弧光。

把时代与个人命运相连接，使得《扶贫路上》自然焕发一种强烈的史诗气质。这种气质也提醒着当代人们尤其青年群体，生存之上应有格局，崇高至上的理想值得我们为之一生奋斗。

《扶贫路上》打破了对以往主旋律题材的固化理念，导演用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将一个中国故事用中国画中散点式的方式进行诠释，舞台表现又不失严谨工整，不失趣味性和可看度，更以一种现代的整体美学，凸显出这样以黄文秀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在肩负着神圣使命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苍苍森八桂，有泱泱才俊不忘初心，热气腾腾踏上扶贫之路，反哺故土。苍苍森八桂，有诗意的巾帼英灵，化作蝴蝶，深情回望这一方土地。这样的崇高，曾在群山中悄然孕育，如今也在群山中翩翩而起。层峦叠嶂之间，那一个个默默无闻而伟大的身影不负党的重托，还在孜孜以求地继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他们年轻的身影，将永远被这一条伟大的道路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