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93年，当时，我在安徽巢湖一个偏远的乡镇中学教英语，不知是哪里来的莽勇，不安心教书，一心想要考研。于是，我给遥不可及的大城市的大学教授写信，请求先生们指点迷津。我战战兢兢地写了信，按照搜刮来的地址信息，投寄给自北至南的十多位教授，然而那些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收到一封回信，就是来自我的恩师郑克鲁先生的回信。这是我收到的惟一一封回信！那份激动我无以言表。我下定决心要考上海师范大学，非此地不去。就这样，1996年的秋天，我终于迈进了师门。
带着感恩、决心和兴奋，我来到向往已久的郑先生身边，开始了逐梦之旅。一天上午，我揣着好好地跟随老师听课读书的心情，拾级而上，走进位于上海师范大学东部小黄楼二楼的中文系主任办公室。木楼板的咚咚声应和着我的心跳。那一天，老师询问我的个人情况，吩咐学习事项，讲解做研究的方式方法，关切生活方面的诸多事体，他说了很多，但如今想来，留在记忆中的却很少，唯独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生了，上那么多课干什么，老师的那点东西都在写的文章和书里了，讲来讲去就那么点。读他写的东西好了。”或许是我问了老师新学期要上哪些课吧。
我一下子有点懵。好不容易实现了求学梦想，成为一名研究生，可以零距离体会只能在书本上偶瞥风采的大家风范，多美妙啊。我的脑子里可能尽是闻一多、李健吾、卞之琳、钱锺书的儒雅风趣、隽永谈吐吧，可现在老师却说不用上课，我多少有些沮丧，带着书单离开了老师的办公室。
一年后，当新一级的同门入学后，我就有机会领略老师的课堂风采了。记得老师给我们开设过“外国文学”“法国诗歌史”等课程，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三年级时老师给我们开的“法国文学”。记得那是在图书馆的会议室。每到上课，我们几个学生坐在长条形会议桌的这边，先生端着一只茶杯进来，手里拿一沓讲稿。老师坐在对面，咫尺之间，却叫我觉得很远：海洋一般的渊博、深邃，令人敬畏。他并不多做寒暄，打开讲稿，将我们从庸常的话语中缓缓带出，进入维庸、拉伯雷、高乃依、莫里哀、卢梭、孟德斯鸠、拉马丁、缪塞、雨果的炫丽世界。我们一边拼命记笔记，不时地抬头看看对面的老师，一边紧赶慢赶，让脑回路跟上老师那汩汩流淌的话语，想象着、品味着法兰西的风情画卷，遐思着塞纳河畔那些令人神往的宫殿古堡、楼宇街巷、广场剧院、林荫道、咖啡馆。虽然我们几个人时时在课后议论说，老师系出名门，有赫然的家族背景，曾在北大求学，去法国留过学，是《雨中登泰山》的作者李健吾先生的高足，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多年，和钱锺书、杨绛、卞之琳、冯至等相邻相伴，一定有无数的掌故、趣闻可以分享，要是能给我们讲讲这些，那多好啊，再说也可以让我们从那么多的诗歌小说戏剧中“走走神”，缓口气啊。我们几个甚至都暗地里约定一些岔开话题，引老师“走火入魔”的信号，但真正到课堂上，我们几个人又只敢相互使眼色，并不敢真的打岔。
一个学期下来，法国文学世界在我的面前盛开繁花。课上，我们学习到很多于书本上难得一见的知识，从作家的生平信息、法国社会的复杂变迁，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论文的章法、查找文献资料等等。他给我们宣讲的讲义、大多是他《法国诗歌史》里的内容，但几乎都有一定的补充，还有一些则来自他当时即将完成的学术巨著《法国文学史》。绞刑架诗人维庸的玩世不恭，拉马丁为爱痴狂，大师和经典都成了“色香味俱全”的珍馔佳肴，灌注着“大厨”的心智和技巧。然而，说来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已是三年级上学期，忙于写论文、投简历，心思全“散了”，老师布置的阅读作业时不时偷懒，甚至没有去听完后面的课程。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体会到，对于“上课”，郑老师有着自己的严格要求和标准。进校时，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是针对一般性的上课方式和上课内容有感而发的。他深切感受到任务性的上课的确价值不大，要上课，就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观点也好、资料信息也好，都要有自己的发现。而老师一旦真的进入课堂，上起课来，那绝不是“敷衍了事”的教学表演，而是怀揣着真知灼见来给你一次心灵的激荡和风暴。我记得，郑老师曾布置一次作业，是关于莫里哀的，大家分头去阅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其中潘同学拿出一篇长长的文章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我们其他几个人都为之一怔，不自觉地目光集中到老师身上。等他读完，老师一改平日里不徐不疾的语气，眼睛放射着锐利与喜悦的光，笑吟吟道：“写得不错，你直接投出去吧！你们其他人也要这样读书才好！”我们都很惭愧，同时羡慕地看着潘兄。果然，那篇文章后来顺利发表了。
如果说，我们在恩师的“课”上还有什么感到不过瘾的话，那么这份“遗憾”在师母朱碧恒那里得到了充分地弥补。
她的课开在先生的家里，或者随时都可能的场合。“课”上演绎着掌故轶闻的华彩乐章，让我们目不暇接，不但解渴，而且解馋。师母的“课”信息量同样大得惊人，语速快而洋溢着真情，专题与多元复合主题交织，能跟上节奏并不容易。但就在师母多年的“课”里，我得知，蕴含在曾祖郑观应先生血脉里的艺术情怀代代相传。最初知道老师曾祖的故事还是一位历史系的同学告诉我的，后来就当面怯怯提到过几回，郑老师并不理会，而师母说：“还有呢！”
于是，一个艺术与革命交织的生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原来，郑观应之子郑景康，也就是郑老师的叔公，是共和国的第一代摄影大师。早年弃商学艺，在上海美专学摄影，后来去香港开设摄影室，擅长人像摄影。抗战开始后，他先是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感慨于国难当头、抗战不力的局势，经周恩来安排，于1941年辗转到达延安，开始了革命道路的新里程。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是摄影界的代表，并在座谈会期间举办了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等多位领导人前往观看，并给予高度认可，于是就有了郑景康拍摄的1944年经党中央批准的第一张公开悬挂的毛泽东标准像。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留下的《挥手之间》是他的杰作。解放后，1964年版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也出自他的妙手。
郑景康曾记录下无数的精彩革命瞬间。他还拍摄过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肖像。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华罗庚、吴运铎、老舍、于蓝等诸多现代中国名家曾在他的胶片上留下永恒的瞬间。普通人的生活与战斗也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他拍摄过《红绸舞》等杰作。1958年他出版了《景康摄影集》，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摄影名家个人作品集”。
郑景康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新中国的摄影事业做出杰出贡献。2006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表彰大会上，他被授予“摄影大师”称号。
师母还说起，“文革”后为老舍先生平反举行纪念大会前，老舍先生的家人曾专程找到郑老师和师母，想要一张老舍先生的标准像，却怎么也找不到了。看着老舍家人无奈离去的背影，他们俩十分歉疚、心酸。而最伤感的一幕是，当年，郑老师和师母辗转多时，终于打听到叔公的地址，去找在新华社任职的叔公，敲开房门的瞬间，叔公脱口而出：“这不是阿雄嘛！”（郑克鲁先生的父亲郑世雄，长辈家人昵称他“阿雄”。）
那一刻，我悄悄地看向老师，看到老师的眼眶里噙着泪花。
这些年里，这样的“课”，郑老师和朱师母给我们上过无数次。然而，就在今年9月的一个晚上，老师他突然间放下讲义，下课了，永远地下课了。可这样的课我还没有听够啊，永远也听不够啊。我多么想继续聆听他的教诲，把前面偷懒落下的课程补上，把作业修改得更好一点。我爱郑老师和郑老师的课。
（按：2020年9月20日，法语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克鲁先生去世，享年81岁，本报刊发此文以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