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君以深圳为叙事背景的小说，概而言之写的是深圳移民的心灵秘史。她的绝大多数小说，不仅写的是她眼里“亲爱的深圳”，她似乎也以自己极具实感的书写强化与深圳的关联。单看她取的书名，如《深圳西北角》《皇后大道》《十七英里》《岗厦14号》《蔡屋围》《甲岸》《巴登街》等，我们就多少能看出她与深圳有着怎样不离不弃的深情。我没仔细考证过她写的地名是否都真实存在，但她在小说叙事上展现出的强大气场，让我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地名。用吴君自己的话说，她总是为取书名犯难，往往是因为想不出合适的书名，或是别的特殊原因，就直接以地名做书名了。但以我看，她这般“偷懒”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她的雄心壮志，她是以最直接、最明了的方式告诉我们，她要为这座城市立传。
这可以说为我们从社会学层面解读吴君的小说提供了某种依据，但以我的阅读，吴君从来都不是只写深圳，她也从来都不是为写深圳而写深圳。虽然她自毕业后就去了深圳，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写深圳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们也知道，有太多的作家长年生活在某个大城市，却一直在写哺育他们成长的那片故土。吴君选择专心致志写深圳，多半是因为她坚信深圳有不可替代的书写价值。在她看来，这一块交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美、之痒、之痛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全中国的神经。也因此，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深圳的面积不大，产生的化学反应却是巨大的。与全国各地的特殊关系，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相提并论。
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它的价值无论在事实层面，还是在文学层面，都确实如吴君所说，更多存在于和其他地域产生的化学反应上，她也从来都不曾在孤立的意义上写深圳。她的长篇新作《万福》简言之写的是潘家三代人在深圳、香港两地联合上演的一出“双城记”。当然，在这部小说里，吴君虽然写的是双城故事，她的叙事重心却是放在深圳。而在复杂的历史背景衬托下，香港作为参照系或对应地的存在，也使得她的深圳故事，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生动面貌。
体现在吴君的小说里，这个所谓的参照系或对应地，更多时候是内地某个偏远的地方。她笔下的人物，大多从外地来到深圳，多少年后又从深圳回到老家，来时充满了渴望和期盼，回时有着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感。他们即使身体回到了家里，而心却是留在了深圳。以她最近写的《齐天大圣》里工友对已回到老家的女主人公刘谷雨的话说：“你不如回来，深圳可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对于刘谷雨们来说，因为常年在深圳谋生活，故土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当他们不得不选择回去时，深圳又成了他们离不开的“故乡”。吴君的“深圳叙事”居多写的就是像刘谷雨那样的移民去留两难的人生困境，而她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她通过对人物多角度、多侧面的书写与开掘，把他们相似的困境写出了不同的气象。
事实上，吴君也会写到一类移民，他们只是把深圳当作“暂时落脚的游乐园”。但她倾力书写的，无疑是那些努力挣扎以求在深圳安身立命的移民。在《复方穿心莲》里，她写了两个为梦想来到深圳的女孩，付出一切只为兑换一张深圳永久的居住证。与此相仿的《福尔马林汤》，也是写的两个女孩子为嫁给深圳本地人明争暗斗的故事。相比而言，《陈俊生大道》里的陈俊生更像是一个梦想家，他来到深圳想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干成一番事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但他的梦想之翼还未展开，就被残酷的现实折断了。吴君写了不少像陈俊生这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内心却很难安定下来的小人物，从他们挣扎奋斗的结果看，他们居多都失败了。即使有极小部分人成功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留有很深的创痕。在《百花二路》里，一个看似平静的家庭，一对堪为邻里和社会婚姻典范的夫妻，只因为被一个年轻女孩轻轻一撞，险些土崩瓦解。吴君写这个故事想透露的是那些不断积累财富的深圳人心中的隐秘，他们即便已经致富，也仍然无法解决内心的不安和恐慌。她聚焦的就是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物的内心风暴。
在写深圳移民的心灵秘史这一点上，吴君无疑是成功的。她写活跃在深圳各个地域空间里的各式人物，上至官员、富商、白领，下至农民工、小职员、性工作者，都像是能写透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她又确乎如导演贾樟柯那样对表现当代有不吐不快的内驱力，她的写作与正在进行中的当下生活有着某种近乎零距离的同步性。作为“闯关东”那一代移民的后代，吴君见证了深圳各个时期的变迁，时日一长，她不仅把深圳人的各种况味收了满眼满心，以至于已经开始喜欢怀旧，“过去怀的是故乡，而现在怀的是深圳的当年”。吴君的深圳叙事无疑有着坚实的质地，我们会觉得她写到的每一个处所都是可靠的，也是有据可循的。所以，当我翻开《万福》，看到附在小说内页里的那张地图，就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它似乎也豁然间让小说里复杂的人物关系有了方位感。而方位感在当下很多小说里是欠缺的，作家们专注于虚构一个叙事空间，以便容纳自己越来越蓬勃的叙述野心，结果无非是把某一个虚拟的村庄越写越大，把某一条虚拟的大街越写越长，把某一个虚拟的城市地带越写越宽阔，但人物在其中活动的方向却是模糊不清的，我们阅读时也常常不辨东西南北。对于一般的阅读来说，这并不重要，吴君却力求让自己的书写有明确的空间标识和地理标尺，并于此蓄积不同一般的心理厚度。在《前方一百米》里，陈俊生的临时住所距离罗阿芳的酒店相距百米，这段不长的物理空间，却让我读出了咫尺天涯之感。
应该说，吴君通过这种类似地理志的书写，几近全方位地写出了深圳乃至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沧海桑田的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世的变迁、人性的裂变以及人心的幽暗。我曾想，如果吴君生活在北京、上海，或其他有很深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的城市，她的叙述抱负或许会收敛一些，更不会轻易给小说题目安上具体的地名，因为那里的每个地名后面都包含了太过丰富的内容，并经过了太多的书写和发掘，使得作家们不由得望而却步，或是明智地转换写作方向。但深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新生的城市，它却是召唤像吴君这样有雄心和抱负的作家赋予其丰富、厚重的内涵。从这个角度看，吴君进行的可谓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这座城市加以命名的创造性工作。假以时日，吴君深圳叙事的意义，或许会更多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