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所有写海南岛人文历史单本著作中，孔见的《海南岛传》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佳构。这部书的意义不仅限于海南一隅，对于如何书写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作者提供了一种有借鉴意义的实践方法。
《海南岛传》的写作，由于历史的加入，使得作者比较突出的文学、哲学长处，又有了厚重历史的依托。文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得益于作者写小说时塑造人物的技巧，也得益于他写散文时犀利俊逸的文笔，更得益于儒释道方面沉潜的功力，第一次完成了文、史、哲的“三位一体”。孔见一直不满意当代文学受“翻译体”影响下的“纯感觉描写”，他以为缺少思想的观照，较少回味。这本书的写作更像是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写作路径，并在新时代下与时俱进，有所发明。
一个地区到了特定的时间，一定会寻找“身份认同”。对海南岛的书写，古往今来，也费尽学士才人们的心血，就是海南建省30多年来，这样的写作也屡见不鲜。但是客观而言，不少历史研究学者、写作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还沉浸在对一草一木不放过的“田野考古”式的描述之中，缺乏精辟的思想升华；另有一些著作则多少有些玩弄概念游戏，缺少生动的历史细节，也缺少独到的发现。尽管孔见此前的写作关涉历史之处并不太多，但这部《海南岛传》说明了他其实是一个极具水准的历史领域的开拓者。这当然与《海南岛传》是其立志、发愿之作有关，他不愿将此书写成可有可无的应酬、应景、应制之作，因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古人对话，在广泛占有历史材料并细心甄别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取舍。总体而言，作者做到了详略得当，论述精赅，具备了一部“良史”的诸多优点。他不像有些历史写手盲目采信民间历史传说，而对地方志、家谱族谱等第一手资料下了大工夫；也不像有些学者呆板地无视传说，他从不放过民间传说的生龙活虎，但也不陷入“怪力乱神”的虚妄，而是有判断更有操守，在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堪称精准。
海南岛的历史从来不仅仅限于海南的范畴，无论是与中原文化的几千年的融汇、互动，还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支点与外界的联通，对海南历史的书写，显然要有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通识。在这方面，孔见的《海南岛传》做得颇为到家。对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挖掘，时时处处体现出文化史、思想史的高度，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此前所见各地人文历史写作中所不太具备的。尤为可喜的是，孔见在对与海南有关的历史文化人物的描述、评论，主要写其海南经历，但也以相当多的篇幅兼及其“全人”，这样一部海南岛史，实在是分量十足的。例如孔见对苏轼的书写、对海南文化传承宋文化的论述，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当然，关键还在于孔见这样的人文素质包括其丰富经历，并不是很多人文历史写作者所能具备。但是，既然孔见创造了这样的标高，则我们不妨也张扬一下海南人文历史写作者的自信，就像当年的白玉蟾、丘濬、海瑞等琼岛先贤一样，在他们坐享海南的地利、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之后，开始了海南文化向外输出的过程。今天，曾经领改革开放之先、又拥有世界最大自贸港的海南，回首历史，比如黄道婆、下南洋、“十万人才下海南”等等，也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何不能于当代人文历史写作方面，也于全国同行中领先一步呢？
从《海南岛传》结构而言，孔见对宋以前海南人文历史的叙述是比较简要的，但简要不是简单，而是精练。在篇幅不长的起始篇章里，由地理而人文，写下了对海南岛原始居民黎族的印象，写了台风、洪水等海南岛上难以抗拒的灾难，并感慨“在这座风雨飘摇的孤岛上扎根，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而正是这种艰难险阻，造就了黎族人坚韧、彪悍的性格。后来的人与他们交朋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从“伏波将军的白马”到“母仪天下”，写了海南岛进入中国版图到真正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时间跨度从秦汉到隋，主要人物是路博德、马援两大伏波将军和巾帼英雄冼太夫人。
在“千年流放史”中，作者不限于写海南的流放史，还回溯了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的流放史，通过整体历史的观照，极大地加强了一地历史文化书写的厚度。从宏观视野为主的“千年流放史”，到“生度鬼门关”着重写杨炎，再到“渡琼先祖”“命运的抛物线”写王义方、韦执谊、李德裕等，以及“苏东坡：死透了的大活人”“从五公祠到盛德堂”写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都在书写对海南文化影响甚大的贬官。东坡居琼仅仅三年，孔见却为他写下三万六千字，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这是出于苏东坡之于海南的重要性和这个人物的丰富复杂性的考虑，苏轼给海南历史文化树立起一个标高，孔见通过对他的解析向中华文化致敬。
在苏东坡创造了中国文化高峰的宋代，海南同样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次移民潮，并从根本上塑造了自身的文化根性，这就是本书第13章“衣冠南渡：从闽南到海南”的内容。孔见不仅拉开历史的广角镜，将五胡乱华的“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与靖康之变后的南渡逐一呈现，并且揭示出这第三次南渡，也是与海南关系最密切的一次南渡的文化史上的意义。“此次衣冠南渡，一直持续到蒙元占领中原、南宋灭亡为止，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超过以往的两次。南方的人口从此超过北方，南方的经济文化因而变得郁郁葱葱。自此，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并且延续至今……倒是南方以及南方之南，保持着汉文化的某些遗韵。”“尽管自然地理上，海南与广西广东临近，历史上也先后归属于两广，但在人文地理上，海南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单元。更准确地说，海南文化是宋朝文化的余脉，属于汉文化较为纯粹的一条支流。”这是否为孔见的独见不好说，但肯定是本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此后，在“儒学的补阙与践行”“利玛窦的中国朋友”“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这几章里，孔见写了丘濬、海瑞、王弘诲、许子伟等明代海南士人的形象。
进入清代，海南社会经济文化总体不比从前，尤其历史文化名人的质量大大降低，因此孔见也很少再用个体肖像的描绘，而是更多群像的勾勒，像“清代诗人的生活”一章，角度颇为新颖别致。“海盗与烈女”一章内容此前较少有人关注，从中也可见出杀伐动乱之气渐重。孔见以岛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其实也是吁请人们对岛民心理和性格予以更大程度的理解。
这风云激荡之势，在本书的最后几章里，体现得十分充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写的是某种程度上主宰了现代中国史的宋氏家族，“革命的行者”主要写张云逸大将兼及周士第将军，“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写了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小镇上走出的将军”写了文昌的近200位将军中的几个典型，“洗不清的罪恶”一章是对侵略海南的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面对这几十年历史沉重和激越交响的基调，作者的笔法是冷静客观的，也是富于人性的。
正如作者自述，“本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总体来说，《海南岛传》史识高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意蕴丰厚，笔法犀利、文辞隽永，是一部常读常新、愈品愈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