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勾勒一个清晰的轮廓并非易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惯性的抒情机制、意识形态的逻辑链条、一呼百应的口号魅惑，它们在这么一个日益分化的时代都趋于溃散。原子状的诗歌部落散落于大江南北，野蛮生长，以弥散的方式呈现了当下诗歌的复杂面容。然而，当下诗歌面容固然繁复暧昧，一种倔强的表情却让人铭记，比如这副与时代相背的古典表情，它隐忍、克制，有着堂吉诃德式罔顾时代律令、逆流而上的坚决，在众生喧哗、强调现代主义的时代，古典主义者宛然踽踽的骑士，执著地朝向幽暗的可能性前行。

无疑，挟带着法律、工业、消费的现代性笼子已悄无声息地降落，经过重重改造的白话文成为文学通行证，一个从传统断裂处耸然崛起的权力机制隐然形成。面临新的语言质料与现代性符码，对于诸多当代诗人而言，波德莱尔所发明的现代诗学似乎成为诗歌唯一可能的方向。远溯荷尔德林、里尔克，近至奥登、沃尔科特，连续闪烁的西方身影化身为笔头神祗，成为中国诗人汲取能量的诗歌策源地。当代诗人们热衷以翻译诗歌与西方诗人作为终极评判依据，并将如何朝上述诗人靠近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执念，然而，就在他们勇猛地切入现代性的存在场域、分享全球性现代狂欢的同时，有关文化失根、复制他者的诟病也随之而来。针对当代诗人孜孜朝西方现代性方向蜂拥的行为，作为旁观者的宇文所安泼了一瓢冷水，他尖锐地指出：作为单向的跨文化交流中接受影响的一方，出于对“世界诗歌”的想象，用英语以外语言写作的诗人“意在和过去决裂”，往往使其作品变成了欧美“现代主义的翻版”。 这一直率的指摘引发了诗坛的内爆，也引出了老诗人郑敏对于如何赓续古典诗文传统的郑重呼吁。然而，这一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事件在引发几场讨论之后，很快消沉于硝烟四起的诗歌战场。只有部分踌躇于时代旋涡边缘的诗人们频频回眸，溯流于传统诗学之源，努力挣脱症候式的现代性笼罩，让古典那幽美的面孔以警醒的方式徐徐绽放于现代性阴影之间。

有意味的是，孤悬海外、剥离汉语传统之域的海外诗人于1990年前后开始了朝向古典的集体航行。顾城远赴新西兰，在漂流岛上执意过着与邻舍鸡犬相闻、不相往来的隐士生活，他挣脱了朦胧诗的抒情性眩晕，倾心于古体诗的创制，《汉堡临渡谢梁君》《娴歌》等数十首诗作流溢着唐人余脉，这些致敬古诗的仿制之作开启了顾城逃逸现代性笼罩的离心之门。蛰居海外的杨炼则如密室里的炼金士，他不但以极致的方式书写了彰显汉语之魅的组诗《同心圆》，而且着意在古籍诗文与现代经验间化合一种“中文性”的诗作，其组诗《水肯定的》与古籍《水经注》形成互文性对话，古今缠绕的诗歌形态成为现代汉语与古典文献一次炫目而华美的语言炫技。较之顾城对于古典诗词的仿制、杨炼对于汉语的疯狂迷恋，张枣去德国后更专注于“化古化欧”，借助他者之镜再次确认传统之魅惑。他承续了《镜中》的书写态势，于异域更深入地汲取古典资源，不仅迷恋于古典意象的翩然，让“鹤”“绣花荷包”“灯笼”等传统符号联翩入诗，而且以特有的甜润语调有力地综合了汉诗情调与现代意绪，为现代诗注入了“恍惚、唯美”的古典特质。在此，漂泊成为促使诗歌美学肌理变形的一个契机，海外诗人于失根的反重力压迫之下，反而从传统内部觅得了书写的安顿，萃取了诗歌的活力。

古典不仅是一种修辞，一个安放漂泊心灵的悬浮之乡，也是当下一批桀骜诗人对抗现代性生存图景的精神旗帜，例如杨键、李少君、陈先发、赵野等，他们瞩目于林泉飞鸟、田陌农夫，痛心于山水、寺庙、宗祠等坚固之物的倾颓，所以他们赞美、感慨、沉思又痛哭，要从传统断裂处再续前缘，要从时代的飞白处目迎古典之飞鸿。

杨键秉持传统耕读之道，结庐于马鞍山乡野之间，浸淫于水墨、虔诚于礼佛，以一名传统士人的方式背面于时代而独行。他坚定地抗拒着工业化时代的降临，以遗民的方式喟叹“什么都在来临啊，什么都在离去”，所以“必须爱上消亡，学会月亮照耀”。（《古别离》）他悲痛于现代性暴力结构下被碾压的美，渴望“失散的事物将由仁来恢复”，要藉孔孟之道来缝合这时代的文明。较之杨键悲怆的感叹诗学，李少君攀援东方自然哲学之枝以寻求救赎之道，“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李少君：《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大家》2014年5期）“道法自然”的东方哲思是李少君诗歌的美学基础，也是其诗歌精魂之所在。他的诗多以修辞退却的形态再现其洁净的真身，以拒绝感叹的自然抒写呈现美与能量。“青山兀自不动/只管打坐入定”。（《春天里的闲意思》）在诗人看来，自然山水以其亘古不变之大美无声地调节着现代人的心灵，以其携带的悠远文明默默教化着迷途的游子，返回自然，也即回溯来处，学会倾听文化血脉深处的永恒召唤。如果将上述当代诗人简单地纳入时下流行的生态诗群，无疑缩小了他们的精神能量，在我看来，他们频频回眸的抒情姿态、对永恒之物的体谅、对破碎时代的完整性追求，再次“化生”了古典诗学的精神命脉，擦亮了东方哲学的微弱光芒，为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条迢遥的回应路径。

一骑绝尘、朝向现代性集体狂奔的现实并未兑现有关现代乌托邦的美好许诺，家园的离散、人心的迷失、恶之花的全面释放，让人窥见了现代深渊处的重重暗礁。对于诗歌而言，它也并非一种需要加速前进、无限进化的精神结构，它永远置身于艾略特所言的传统的伟大序列之中，有其自足的美与内在要求。因而，我们需要从速度的挟持下解放出来，需要这么一副“不合时宜”的古典表情来认清现代性的蛊惑与暴力。当下诗人对于传统的吁求、朝向古典的回眸，不啻为对现代性权力之笼的不竭回击，他们唯美而悲壮的逆行让“古典”成为这个时代决绝而优美的反抗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