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大陆出版《台湾诗选》《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1984年“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此次会议发表了一些台港新诗方面的论文。刘登翰发表了《论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一个粗略的史的考察》，考论了台湾几十年来的现代诗运动以及“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曹惠民认为，“刘登翰第一篇论文的选题便显现出了其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视野宏大，倾向于对台湾文学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把握，注重并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辨。”与此相反，大陆学者的台港澳诗歌研究以诗家选评、诗歌赏析起步。流沙河《隔海说诗》《台湾中青年诗人十二家》、古远清《台港朦胧诗赏析》《台港现代诗赏析》《海峡两岸朦胧诗品赏》、耿建华与章亚昕合著《台湾现代诗歌赏析》、李元洛《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湾与海外新诗欣赏》等著作多是诗人评传与诗歌赏析相互结合而成。此外，刘登翰、李元洛等关于余光中、痖弦、洛夫、非马、覃子豪、陶然、犁青、席慕蓉等台港诗人的个案论文与比较研究开始出现。
1989年，古继堂撰写的《台湾新诗发展史》于海峡两岸同时出版，这是首部台湾新诗史专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议。上世纪80年代，台港澳文学研究资料较为匮乏，能有新诗史著的问世实属不易。1990年，刘登翰在《台港文学选刊》连载《台湾诗人十八家论札》和《台湾女诗人十二家论札》。90年代，除了古远清关于洛夫、痖弦、余光中等人的诗评外，刘登翰《台湾新诗的当代出发》与朱双一《日据时期台湾新诗的抗议与隐忍》跳出诗人个案评论，进入综合性视野。值得一提的是，从90年代开始刘登翰陆续发表“过番歌”研究论文，如《长篇说唱〈过番歌〉及其异本》认为，“这本搜集自台湾的《过番歌》唱本，全称是《新刻过番歌》，为木版刻印，封面右上角署有作者名字，曰‘南安江湖客辑’，左下角是出版者‘厦门会文堂发行’，未注明出版年月。”《过番歌》版本差异及其播迁过程见证了两岸文化交流及沿海民众过番谋生的历史境遇。
90年代以来，大陆台湾诗歌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一是新史料的挖掘。1995年，朱双一发表一篇重要文章《余光中早年在厦门的若干佚诗和佚文》，他通过翻查1948年9月-1949年10月厦门的《星光日报》和《江声报》等第一手资料发现转学寄读厦大的余光中早年的评论、诗和译文。从余光中早期的佚文、佚诗，朱双一发现大陆时期的余光中具有相当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这时的余光中并不特别排斥左翼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也相当熟悉与喜爱，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总的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这是和当时大陆文坛(包括厦门文坛)的主要潮流紧密相关的。”黎湘萍认为，朱双一的史料挖掘工作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用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史料来补写了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台湾’‘香港’文学史都遗漏掉的章节，而正是这些看似不太重要的章节，说明了仅仅用‘台湾’或‘香港’这样的地域名称来界定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现代作家是不够的。要勾画出比较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已经需要更新原有的概念。其二，朱双一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立了一种应该学习与提倡的学风，这种学风对于年轻、热闹然而荒芜的台港文学研究界具有尤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朱双一对余光中早年诗作及思想倾向的挖掘，令我们对余光中有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认识。
二是大陆诗歌史著作纳入台港澳诗歌。刘登翰与洪子诚合写《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是50年代至90年代的大陆诗歌，下卷则是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当代新诗。这是大陆文学史撰述中较早较大篇幅关注台港澳的，说明大陆学者已经开始两岸暨港澳文学整合的努力与实践。刘登翰与朱双一合著《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1996年出版，上篇是诗潮论，下篇是70位诗人论，此书虽然没有以诗史命名，实则具备诗史特质，宏观思潮论与微观诗人论有机结合，论述精到深透。
90年代至新世纪，大陆学界对余光中、洛夫等台湾著名诗人极为关注。台湾诗歌评论著作纷纷出版：古继堂《台湾青年诗人论》、费勇《洛夫与中国现代诗》、李秀珊《台湾新诗与东西方文化精神》、龙彼德《洛夫评传》、沈奇《台湾诗人散论》、陈仲义《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从透射到拼贴》、龙彼德《一代诗魔：洛夫》、陈君华《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王尧《余光中：诗意尽在乡愁中》、陶保玺《台湾新诗十家论》、钱建军和向忆秋《洛夫：诗·魔·禅》、章亚昕《情系伊甸园——创世纪诗人论》。这一时期，诗人个案研究、诗歌艺术研究、诗社研究成果迭出，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等亦相继出版，相关章节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台湾当代新诗史》引起台湾岛内讨论风潮，一些商榷往来信函曾公开发表。
年轻一代学者谙熟西方理论，理论借鉴为台湾诗歌研究打开新局面。赵小琪《台湾现代诗与西方现代主义》从中西比较视野切入，论述台湾“现代派”“创世纪”“蓝星”等诗社对现代主义思潮的移植与转化。白杨《穿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运用福柯场域理论分析台湾现代诗场域，视野并不完全局限于“创世纪”，而是分析了“创世纪”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关系，亦在“蓝星”、“现代派”、“笠”等台湾诗社场域中比较阐释“创世纪”。王金城《台湾新世代诗歌研究》在文本细读基础上，采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身体修辞学、性别哲学等对新世代诗歌的都市书写、身体书写等等展开研究。
相比台湾诗歌研究的热闹景象，90年代大陆学界对澳门诗歌研究零星出现。新世纪后澳门诗歌批评、澳门旧体诗歌的民族意识、澳门汉语诗歌的本土经验、澳门诗歌发展脉络、澳门新诗创作及评论、澳门新诗的城市书写、澳门新移民诗人研究等等引起学术界关注。与澳门诗歌偏宏观研究不同，香港诗人曾敏之、梁秉钧、秦岭雪的个案研究陆续呈现。香港回归前夕，香港诗人梁秉钧诗选、诗歌论在《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发表。此后，有关梁秉钧及香港都市写作、香港文学问题等论文陆续发表。近年，学者从感官角度细读梁秉钧诗作，张松建从“食馔诗学”与文化政治切入，亚思明则将其诗歌美学称为“发现的诗学”。
进入新世纪后，台湾传统汉诗日益获得学人重视，许南英、吴德功、林朝崧等传统诗人诗作皆有研究论文。说起台湾近代传统诗人，汪毅夫在此领域的深耕值得重视。1998年，汪毅夫《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主要研究日据时期居留福建的传统汉诗人。汪毅夫有关《台湾诗荟》《台湾诗报》的研究则从媒介角度分析台湾传统汉诗。张重岗考察台湾文化先祖沈光文，认为其诗文既有遗民感怀，也有讽谏寓意。沈光文与郑成功的承续关系，涉及文化道统的问题；东吟社结社行动，亦渗透着文化乌托邦的意识。张重岗认为，日据作家叶荣钟以其汉诗实践超越了新旧文学的纠葛及自身思维中的紧张，以汉诗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共振拓展了反殖民的空间。黄乃江以三本专著《台湾诗钟研究》《东南坛坫第一家 菽庄吟社研究》《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奠定其在台湾诗钟、台湾传统汉诗研究领域的丰厚成绩。刘奎从遗民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角度分析梁启超与台湾士大夫的诗词唱和。陈美霞认为，赖和被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但他与日据台湾传统士人的汉诗写作存在共享的遗民话语模式及其背后的意义承载，她从弱小民族与阶级解放的角度重读赖和汉诗。
以往的港澳诗歌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及综合研究，赵稀方通过报刊资料爬梳，发现围绕《红豆》杂志的港粤现代诗群，强调“红豆”诗群既有鲜明地方色彩，且与大陆文坛30年代诗歌运动联系密切。近年，“内战-冷战”视野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黄万华认为：“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香港，在中国大陆之外再次开辟了一个接纳、延续、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多种血脉的空间。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不约而同盛行‘战歌’‘颂歌’不同，香港新诗此时却以左翼诗歌、都市‘乡土’诗、现代主义诗歌等多形态并存的局面跨越了‘1949’。”刘奎2018年出版《冷战初期台湾与香港诗坛的交流与互动》亦是聚焦“冷战”“内战”构造下台港诗坛，发掘和描述冷战初期台港文坛与大陆现代文坛各方面的密切关联，揭示了台港两地文学与五四以降祖国现代文坛的脉络延续。
综上所述，大陆学界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关注台湾诗歌，伴随香港、澳门回归港澳诗歌研究兴盛。台港澳文学研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下面的一个分支，从新旧文体而言，大陆学界较为偏重新诗研究。随着“重写文学史”思潮再起，学界重新反省“新旧文学关系”，日渐认识到台港澳特殊殖民情境中传统汉诗抵抗异族同化与文教保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