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西西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的《我城》和《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已成为香港文艺爱好者乃至一般学生的必然读物，而她的许多作品，亦深刻地道出了不少港人对个人身份，以及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省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西之所以出类拔萃，并不单单在于她的作品能够紧紧抓住香港这座城市的生命气息，而是同时在于，这些作品能够通过香港文学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艺精神来观照世界，例如对日常生活的珍视，讲求轻盈，而不刻意追求宏大气势的叙事语言。
西西的作品虽然立足香港，但无论其题材内容抑或文艺观念，都不囿于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西西许多作品，例如《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剪贴册》《画/话本》《传声筒》《拼图游戏》，以及《看房子——西西的奇趣建筑之旅Ι》等，均涉及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艺题材，而在众多的创作养分之中，中国内地的文化和生活记忆，更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西西好几篇短篇小说，包括《春望》《手卷》《鱼之雕塑》都以中国内地的记忆为素材，而像《剪贴册·以前》《我的玩具·乌篷船》《交河》等文章，就更能够看到中国内地的经历和记忆如何深植在作者意识之中，并且不时唤起西西对故人、故事的种种情感。
在西西众多涉及内地记忆的作品之中，《候鸟》可说是篇幅最长、叙述内容和情感最丰富的一部。《候鸟》最初于1981年在香港的《快报》上连载，当时共写了30万字，1991年由台湾洪范出版时，则删成四章18万字。西西虽然曾为《候鸟》拟过“一些记忆”作为副题，但严格而言，《候鸟》并非西西的自传，而是一本以小女孩素素为主人公，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尽管《候鸟》的主人公素素不等于西西，但小说的许多情节，还是注入了作者相当的成长经历，包括童年时在上海生活和求学经验、抗战避难、国共内战，家庭辗转从北到南，由上海迁居到香港，以及小说的尾声——素素考获教师资格等等，其灵感泉源，皆源自西西个人和亲人的相关经历，就此而言，《候鸟》可以说是认识和研究西西其人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
西西于1950年随家人迁居香港，而在这之前，作家不少的童年时光都在上海等华东地区度过。《候鸟》首部分的篇章，均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的内地生活风貌。西西1937年生于上海浦东，初名张燕，但祖父认为燕子长大后离家不顾，并不是好兆头，因而将“燕”改为同音的“彦”。可是，转换名字仍然抵不过时代巨轮的流转，西西和家人最终仍无法免于从北到南的迁徙，幼年的易名与《候鸟》的命名互生共鸣，为《候鸟》“我们这一辈人，的确从小就身不由己，随着父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在迁徙里艰苦地、缓慢地长大”的故事，增添了一股宿命感。
西西一家跟上海渊源极深，作品不时会触及四五十年代上海的庶民生活，特别是《候鸟》。西西一家原居静安区同孚路（今石门一路），1941年日军占领整个上海，西西父母就带着子女到浙江金华兰溪市上徐村避难。《候鸟》写素素幼年时跌到河里大难不死的一节，就源自这时期家中的一段故事，然而坠河的人物原型并非西西，而是她的哥哥。1945年抗战胜利，西西一家重回上海，住在中正西路（今延安西路）三四五弄二号，靠近美丽园和静安寺。沿着附近的愚园路，西西经常到当时仍称作兆丰公园的中山公园游玩，完全是一个过着地道上海生活的小女孩。这段时期的生活印象和记忆，都在《候鸟》中以十分细腻的笔法展现了出来。
小说第一章关于上学带午饭的细节与感触，读来十分动人。
小说描写素素为了体贴母亲，不让母亲奔波送饭，于是让母亲每天准备午餐饭盒带到学校，可是这仅用毛巾包好放在书包里的饭盒，实在有诸多不便，菜汁太多的时候，容易打翻，弄湿书本；有时候饭盒没拿好掉在地上，会把里面的调匙打碎。结果，为免吃到碎片，就得倒去很多饭，而且边吃的时候还得边担心。针对调匙易碎的问题，母亲后来就改为在饭盒里放铁匙，可是铁匙传热快，容易烫嘴，素素后来就将铁匙跟铅笔放在一起带到学校。温饭方面也很 “讲究”，学校设有蒸饭服务，上学时学生把饭盒留在厨房领个小牌子，中午就可以到厨房，凭牌子领回蒸热了的饭。可是学校的蒸笼老是有一股抹桌布的气味，所以同学们情愿付点钱，将饭带到烧水店去，用有点像今天的充值方法，每人买五个竹筹，每个竹筹可以让店主用热水泡一次饭。烧水店老板会用水勺搯一勺热水像浇花般在每个饭盒上浇一遍，之后学童再用铁匙将饭凿松，将水倒掉，就可以用膳。
西西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般人轻易忽略甚至轻视的民间生活集体记忆，而这些描述并不单单为了记述，而往往用于刻画民间的真挚感情。在描写了温饭的细节后，素素说“自从自己带饭吃，我再也没有在中午时候，在学校里吃蒸鸡蛋了”，这蒸鸡蛋，包含了昔日母亲送饭时的美好记忆，而《候鸟》对温饭的细腻描写，一方面既表达了素素对母亲昔日送饭的怀念，另一方面又明白自己必须学会独立解决生活难题的矛盾之情。
除了《候鸟》，西西的短篇《龙骨》和长篇《哨鹿》也是以中国内地为背景的作品。《龙骨》写的是20世纪初，殷墟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而小说却是通过一位安阳的运砖车夫的视点来展开；至于《哨鹿》写的则是乾隆盛世之时一位贫农的悲惨遭遇。这些作品与西西许多以内地为素材的作品，都写于80年代，实有赖于当时的社会因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内地与香港重新恢复了常规的交通往来，许多香港战后成长的一代作家，亦基于旅游、探亲或工作等需要游历内地。这些作家在其成长阶段，均受到过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与艺术的熏陶（《候鸟》末段，素素考核教师资格时，有关王维《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的问答即可见一斑），因此他们极希望借着内地游历的机会，印证所学，并且追索自身文化基因的图谱。由于这些香港作家没有经历内地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得以从一种既能够了解，而又保持一段距离的立足点，去审视内地的各种民间风俗、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当时的社会发展。西西的内地题材作品，特别是《候鸟》，对于内地读者的一大意义与价值，就是这种从平民的视点出发，以较为纯然的目光去审视民间生活、传统文化和时代变迁的记述。而此书对于了解昔日内地移民，如何辗转迁徙到香港扎根，从 “候鸟” 逐步变成 “留鸟” 的曲折心路历程，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