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恨歌》里，王安忆描写革命年代炉边小天地的“围炉夜话”，是读者最津津乐道的章节之一。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但时局似乎与弄堂里的王琦瑶们无关，她们在炒瓜子、剥栗子、烤鱼干、涮羊肉中获得肚腹间的暖意和体己温情。在政治动荡的岁月里，市民生活中的饮食闲谈，在“世界的边角上，缝隙里”展示出日常生活的强大意志。对于这种“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的欣赏，也揭示出王安忆的饮食书写关乎“日常”与“大历史”的辩证机心：柴米油盐承载着日常生活难以被大历史撼动的恒定性，却又始终深深扎根于大历史。换句话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和历史中人，也就无法理解王安忆笔下的一蔬一饭的复杂和独特所在。在《向西，向西，向南》中，王安忆开始思考中国菜与中国人漂泊海外的命运。两个曾有一面之缘的中年女人，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中国餐馆重逢。精细清淡的江南味，在遍地左宗棠鸡、甜酸酱的中式快餐市场中无法存活，但在至暗时刻，原乡的滋味仍有抵抗离散、重新整顿人生的力量。
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讲述淮扬菜厨师陈诚的一生。题目中的“一把刀”是“扬州三把刀”中讲究刀工精细的菜刀，“千个字”则取自袁枚《随园诗话》中对扬州个园竹趣的吟咏，“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陈诚少时阴差阳错地入行肆厨，从此“薄技在身，走遍天下”，从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他的人生开蒙从绣像本《红楼梦》、黄历、劳动与朴素热烈的草莽民间而来。经由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刀”与“字”之间的张力，也打通了庖厨与刀笔两个不同的启蒙世界、两种不同的立世选择。
需要首先指出，尽管别出心裁地选择以“淮扬菜”为话头，《一把刀，千个字》却绝对不是一部书写“技艺”“工匠”的长篇作品。这里面没有《天香》中为顾绣著书立传的案头考据工作，也不同于《考工记》中对老宅、建筑器物、木匠工艺的微观雕琢。尽管小说中不乏动人的饮食场景与精彩议论，终究指向的还是“人”。王安忆借物起兴，反观人情。南橘北枳，食材的“物性”会随水土转移发生必然的变化，那么“人性”“人心”也会变吗？扬帮菜从“乡下人的乡下菜”走向五方杂处的上海滩，再进军大洋彼岸，早已背离本宗远矣。但是，与其说小说家关心的是“味”的偏离乃至堕落，不如说，是要讲述一个“知味的人”消失的故事。“珍馐佳肴落脚于劳役的果腹，好比那一句古诗：‘昔日王侯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上海滩“包饭作”的昔日传说之所以格外吸引王安忆，是它背后的平民百姓精神和劳动日常美学。至于反复念叨“好东西是吃出来的……礼失求诸野，如今，连‘野’都沦落了”，皆因王安忆所忧虑的，是这种大众精神的失落。
小说上部从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写起。这块看似“没有民族国家大义”的新兴侨埠，实则藏纳着各路人物和他们决心拗断的前尘往事，改名换姓的陈诚也是其中的一员。陈诚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祖籍淮扬，生于哈尔滨，长于上海虹口弄堂，学成于高邮西北乡下与沪上名家，随改革开放后的出国大潮移居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打过黑工，又在特殊历史际遇下安家纽约。当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流徙与“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的无根性，只是主人公履历的一种讲法。随着小说中各色人物登场，现实与回忆往复成网，陈诚背后破碎的四口之家逐渐浮出水面：到晚年仍信仰革命所以不免显得落伍的父亲，跻身美国精英阶层的为人锋利的姐姐，温驯沉默远离人群的自己，还有缺位的母亲，在巨大的悬念下，迟迟没有露出庐山真容。就如同小说中多次写到的那张从家庭相簿中被抽走的全家福，只留下一片历史的空茫。
进入小说下半部，王安忆陡然扭转时空坐标，从西向东、从南到北，重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哈尔滨，交待母亲短暂却传奇的一生。这个全家碰不得、说不出的陈年疮疤才得以揭开。当年母亲出事后，年幼的陈诚被连夜送往上海姑母家，在远离风暴、寄人篱下的岁月里，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母亲的记忆。直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与宣传作品，让一个陌生的、被符码化、圣像化的母亲形象强势回归。“烈士遗属”、“英雄少年”的新身份，被遽然改写的命运，连同着裹挟一切的集体新生活，都令他无所适从。这些都为后来的远走埋下伏笔。
至此，读者已经知晓了法拉盛名厨另一重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是烈士之子，是革命乌托邦与暴力劫难的后来人，也是完身穿过历史剧烈错动的幸存者。但陈诚的人生还要继续。这也是王安忆最想要追问的问题：大开大合的历史潮水褪去后，他要如何面对母亲的幽灵，消化家人挥之不去的苦衷、懊悔与怨恨，与“不像母亲的儿子”的责难和解，并在新大陆上重生为一个真正的自己？
在《一把刀，千个字》里，王安忆以热眼看向激进年代的深处，转过身去，认真记录下一桌又一桌难忘的饭菜。小时候与爷叔、招娣在钢铁厂职工食堂吃过的最像一家三口的一顿饭，最平凡的上海家常菜，令陈诚一生对那个钢火世界里的温柔乡魂牵梦萦。在扬州老家与玩伴分食咸鸭蛋、螺蛳和软兜豆腐羹，充满了童趣的吃法中也蕴含着物质紧张年代的惜物之心。“仿佛一线游丝，连接本乡”的软兜（即鳝鱼）更成为陈诚后来在美国遍寻而不得的乡愁。而到了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林场，又变成了东北火炕上热气燎人的大锅炖煮和热炒，年轻的朋友挤在一起，也滋养了姐弟俩在后知青时代最后的青春美梦。
饭菜的背后，是无限细腻的“生计”和有情的“结识”，毫无疑问，这是王安忆最为擅长的烘热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这些至情、至性、至味的吃饭场面本身，还是作家的笔力，都是动人的。主人公在这流水的人生筵席中，从自己的小家脱落，进入广阔天地，更内化了天南地北的风物、味道和手艺。“广纳博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小说中对“上海就是个滩”的判语，又何尝不是在描述陈诚呢？那些下沉铺底于革命年代的人间记忆与技艺，只属于他一个人，在残损的血缘纽带之外，赋予他另一座在舌尖上完足、阔大、超越的原乡。这流动的、日常的伟力，或将引领他通往“成为自己”的可能？
王安忆一向喜欢让故事中人讲故事。除了“包饭作的故事”，《一把刀，千个字》中还多次出现了一个“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鸡蛋碎了，却在桌面立起来了，但磕破了的鸡蛋是否还是鸡蛋？这一道有哲理和诡辩味道的本体论难题，实则是这一家子命运的隐喻：在旧世界中碎裂，又在新大陆重新团圆，究竟是裂痕无可修复，还是不破便不立的绝处逢生？作家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特意选择了法拉盛这个仿佛“人生封闭”“历史停滞”的异域来寻找答案，在时空高度压缩的小飞地里，挑战一次个体与血亲、历史、世界极尽纠缠的大叙述。横跨东西半球，纵贯半个世纪三代人，王安忆也再一次展现出作为当今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者，对于纷繁的历史碎片强大的驾驭力与野心。
王安忆绝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信仰者，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停下对理想精神的追随和思考。众所周知，对革命与启蒙的认识和探问，多年来一直是王安忆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正是这种“希望”与“无望”间的悖反，支撑起写作的驱动力。从早期的《流逝》（1982）、《69届初中生》（1984）、《叔叔的故事》（1990）到后来的《启蒙时代》（2007），王安忆一直在从亲历者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化革命的复杂性。《一把刀，千个字》里保持怀疑、躬身实践的母亲，深陷晦涩思辨的少女时代的姐姐，还有家庭成员间的抽象的哲学论辩，都能找到《启蒙时代》的影子。而在这个母亲主外、父亲主内的家庭权力结构里，母亲的真理“在星空”，父亲的真理则“在日复一日”。母亲与父亲象征着天平两端的两种真理，也蕴藏着小说家的历史观。王安忆关心这两种同等重要的真理，正如同她关心这两种真理如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自我寻找与自我再造。
借用书中人的话说，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英雄历史已作风流云散。有的人注定要成为被世人仰望的纪念碑，更多的人成了齑粉中的草籽,但也需要更多的人，去成为碑石底下新长出来的野草。无论被疾风带到哪里，在大事件与大世界的缝隙里，春风吹又生。王安忆写下的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不散的筵席，也是“无可望见的希望”不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