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宝卷是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河西宝卷的产生、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认识把握。
宝卷的产生
自从汉武帝打开丝绸之路的通道,凉州便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中转站。汉朝虽有佛教文化传入,但彼时中国将其视为神仙方术之类,进不得中国文化的主流。
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时儒家文化的萎靡破碎,战乱中的统治阶级极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撑,佛教文化便进入中国文化主流,成为与儒、道并肩的精神引领。
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转站凉州对佛教文化的输入,起到了首开光河的重要作用。
公元314年,前凉奠基人张轨卒,晋愍帝封他大儿子张寔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张寔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凉州遂有“世有佛教”的记载。
凉州出现过许多名僧:如竺法护,原名昱魔罗刹,祖为月氏人,世居敦煌,他译经159部之多,并培养造就了一批译经和普佛人才;西域龟兹高僧佛图澄,着力发展佛教,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佛寺893座之多,他培养的弟子大部分都在凉州传教。
当凉州佛教盛行的春风吹向中原时,前秦王苻坚令骁骑将军吕光率兵出征西域,他大破龟兹后,请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凉州讲经说法,大兴佛教。罗什在后凉期间,努力学习汉语言,熟悉东土的风土人情,为他日后的译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移居长安的12年中,他共译佛经35部、294卷。
至今矗立在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塔,便是这位佛经大翻译家舍利的安放处。
北凉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译经,还有一部长达10万偈的梵文本宏篇巨著《大毗婆经》,书成不久,横遭战乱之劫,百卷之数,仅存60卷,为后世流传的《贤愚经》。
“五凉”时佛教在河西兴盛不衰,一是译经讲经诵经,二是开窟建寺。前凉张天赐时建清应寺、姑洗塔,而罗什寺的修建也在此基础上。北凉王沮渠蒙逊依山傍水、凿窟塑佛,修建天梯石窟,使“学徒济济、禅业甚盛”。
正是僧侣翻译过来的一部部经卷,正是河西走廊星罗棋布的寺院石窟,正是鸠摩罗什讲求声调格韵入笙弦的颂经,正是60卷《贤愚经》的传唱,才催生和助产了敦煌变文,由此开启了宝卷的成长之路。
宝卷的定义
这种民间说唱文本,之所以能称其为宝卷,是因为它脱胎于佛经,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从今日念卷人净手梵香请卷的仪式看,初始的变文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庄重高雅的,无论散韵文的表述以及念唱的表演,就如在经堂做法事,来不得半点随意和嬉戏,具有极正的佛经宣讲和教化意味。
但曲高和寡,变文终究还是佛经或佛的故事的变文,它还是比较难于走向民间,普及于人民大众,于是通过一代代民众欣赏大熔炉的冶炼合金,它终于走向了民俗,虽然还有虔诚的和佛声与因果报应,但它讲述的故事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人间实实在在的真存。带着熠身的烟火味,它在明清时期达到辉煌。生动形象且风趣的插科打诨之语,也进入到宝卷之中。市井气息把宝卷拉下佛堂,融入民众心里。太多美好的中国故事,在一代代百姓心中接续。
虽然宝卷归类于曲艺,但表演却离不开文本“卷”,这种卷以手抄本最为珍重,抄卷是对文本的尊重,是个人的修行,也方便念卷人翻卷。尤其是说唱宝卷的“和佛”声,我以为这是一种娱神娱人的音乐唱颂,将人引向了庄重的虔诚。满屋子听宝卷的人跟着和佛人和佛,那种净化人们心灵的庄严肃穆,绝非一般曲艺表演所能达到的现场效果。在念听宝卷的过程中,演员是庄重的,听众是庄重的,这种念与听的庄重,才有了宝卷特有的文本意义和说唱意义。
宝卷的传承
目前,河西宝卷传承人遇到的共同困难在于:一是生居环境的改变,使坐炕念宝卷,围坐听宝卷的习俗逐渐消失,为了清洁空气,家家户户睡床板,那种炊烟袅袅,一到冬日傍晚,满村缭绕烧炕烟味的农家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二是男女老少皆有的听众群在减少;三是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
就宝卷而言,从敦煌变文、宋代的说经再到明清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加入,高高在上的经文宝卷融入农家炕头的说唱,其发展本身正是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宝卷的本真呢?我认为它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时代感和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性。建议鼓励从事宝卷研究的文化人和宝卷传承人紧密结合,在充分掌握了解宝卷说唱功能后,大胆创新,创作出一批引领宝卷继续前行的新宝卷,使河西宝卷这一国家级非遗继续光照山河;同学校加强合作,让宝卷走进校园,激发孩子们演唱宝卷的兴趣,从中发现人才,重点培养宝卷后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