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宝卷是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河西宝卷的产生、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认识把握。

宝卷的产生

自从汉武帝打开丝绸之路的通道，凉州便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中转站。汉朝虽有佛教文化传入，但彼时中国将其视为神仙方术之类，进不得中国文化的主流。

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时儒家文化的萎靡破碎，战乱中的统治阶级极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撑，佛教文化便进入中国文化主流，成为与儒、道并肩的精神引领。

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转站凉州对佛教文化的输入，起到了首开光河的重要作用。

公元314年，前凉奠基人张轨卒，晋愍帝封他大儿子张寔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张寔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凉州遂有“世有佛教”的记载。

凉州出现过许多名僧：如竺法护，原名昱魔罗刹，祖为月氏人，世居敦煌，他译经159部之多，并培养造就了一批译经和普佛人才；西域龟兹高僧佛图澄，着力发展佛教，在他的主持下，建造佛寺893座之多，他培养的弟子大部分都在凉州传教。

当凉州佛教盛行的春风吹向中原时，前秦王苻坚令骁骑将军吕光率兵出征西域，他大破龟兹后，请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凉州讲经说法，大兴佛教。罗什在后凉期间，努力学习汉语言，熟悉东土的风土人情，为他日后的译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移居长安的12年中，他共译佛经35部、294卷。

至今矗立在武威市内的鸠摩罗什塔，便是这位佛经大翻译家舍利的安放处。

北凉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译经，还有一部长达10万偈的梵文本宏篇巨著《大毗婆经》，书成不久，横遭战乱之劫，百卷之数，仅存60卷，为后世流传的《贤愚经》。

“五凉”时佛教在河西兴盛不衰，一是译经讲经诵经，二是开窟建寺。前凉张天赐时建清应寺、姑洗塔，而罗什寺的修建也在此基础上。北凉王沮渠蒙逊依山傍水、凿窟塑佛，修建天梯石窟，使“学徒济济、禅业甚盛”。

正是僧侣翻译过来的一部部经卷，正是河西走廊星罗棋布的寺院石窟，正是鸠摩罗什讲求声调格韵入笙弦的颂经，正是60卷《贤愚经》的传唱，才催生和助产了敦煌变文，由此开启了宝卷的成长之路。

宝卷的定义

这种民间说唱文本，之所以能称其为宝卷，是因为它脱胎于佛经，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从今日念卷人净手梵香请卷的仪式看，初始的变文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庄重高雅的，无论散韵文的表述以及念唱的表演，就如在经堂做法事，来不得半点随意和嬉戏，具有极正的佛经宣讲和教化意味。

但曲高和寡，变文终究还是佛经或佛的故事的变文，它还是比较难于走向民间，普及于人民大众，于是通过一代代民众欣赏大熔炉的冶炼合金，它终于走向了民俗，虽然还有虔诚的和佛声与因果报应，但它讲述的故事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人间实实在在的真存。带着熠身的烟火味，它在明清时期达到辉煌。生动形象且风趣的插科打诨之语，也进入到宝卷之中。市井气息把宝卷拉下佛堂，融入民众心里。太多美好的中国故事，在一代代百姓心中接续。

虽然宝卷归类于曲艺，但表演却离不开文本“卷”，这种卷以手抄本最为珍重，抄卷是对文本的尊重，是个人的修行，也方便念卷人翻卷。尤其是说唱宝卷的“和佛”声，我以为这是一种娱神娱人的音乐唱颂，将人引向了庄重的虔诚。满屋子听宝卷的人跟着和佛人和佛，那种净化人们心灵的庄严肃穆，绝非一般曲艺表演所能达到的现场效果。在念听宝卷的过程中，演员是庄重的，听众是庄重的，这种念与听的庄重，才有了宝卷特有的文本意义和说唱意义。

宝卷的传承

目前，河西宝卷传承人遇到的共同困难在于：一是生居环境的改变，使坐炕念宝卷，围坐听宝卷的习俗逐渐消失，为了清洁空气，家家户户睡床板，那种炊烟袅袅，一到冬日傍晚，满村缭绕烧炕烟味的农家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二是男女老少皆有的听众群在减少；三是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

就宝卷而言，从敦煌变文、宋代的说经再到明清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加入，高高在上的经文宝卷融入农家炕头的说唱，其发展本身正是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宝卷的本真呢？我认为它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时代感和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性。建议鼓励从事宝卷研究的文化人和宝卷传承人紧密结合，在充分掌握了解宝卷说唱功能后，大胆创新，创作出一批引领宝卷继续前行的新宝卷，使河西宝卷这一国家级非遗继续光照山河；同学校加强合作，让宝卷走进校园，激发孩子们演唱宝卷的兴趣，从中发现人才，重点培养宝卷后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