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物作为完全的人来写，作品就有了可信度。金苇珉是小说核心人物。她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很主动的扶贫干部，她的成长性见于一点一滴的事例。金苇珉是一位从事文艺表演的温柔漂亮的女性，某种意义上她是不符合人们对扶贫干部的期待的，她一开始的表现也并不称职：1、她起初没打算真心扶贫，扶完一轮急切地要回城；2、有点娇气，刚下乡几个人帮忙都没能骑上马背，对农村的卫生状况极度厌恶，宁愿憋着也不上茅房；3、不敢决断，遇到难缠的事就找闺蜜聂俊倾诉；4、对乡村的贫困漠不关心，对村民态度不冷不热。就是这样一位不称职的扶贫干部，经过认亲、迁居、修路、通电、跑项目、跑资金、饮水工程、脱贫项目实施等一系列锤炼，经过与反对势力一轮轮斗争，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扶贫实践中，在善良村民的感染下，自我反省、自我提升，金苇珉变了一个人：一个雷厉风行、作风泼辣的“女汉子”，一个敢于担当作为的优秀干部，一个与恶势力硬碰硬的强者，变成了一个有悲悯和大爱的温柔女性，一个感情孤独渴望亲情的小女子，一个有智慧、深谋远虑的领导。人物是小说的第一生产力，《火鸟》的人物塑造层次丰富，个个生动鲜活。上有县长郝明灯，他是一盏悬挂于人民心中的明灯，是所有不公、所有麻烦的终结者；中有扶贫干部；下有淳朴的村民王九哥、二狗子、叶玉、单耳，有点自私但总体上不坏的王大北，为了家乡脱贫致富献出生命的尿天锤、林三爷。背后有党纪国法撑腰，聚集人民群众的能量，面对恶上司朱雨莲、贪官羊闯、披着棕熊皮的杀人魔王、幽灵一般的蒙面者、阻挠工程的刁民等，在“恶狼”环伺之下，女主人公金苇珉最终以智慧和勇气胜出了。因为扶贫经验丰富、成绩好提拔为走马乡常委书记，这个职位使她有机会展开一张大的脱贫攻坚的蓝图：隧道工程打通南半县和北半县，解决南半县因交通问题与现代化建设长期隔绝的问题；青牛山与耳朵山联合开发，文旅融合的思路，建成牛耳山国际公园。这里面单耳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耳朵山的民间高人、圣贤形象。他的山歌创作表现出恣肆汪洋的想象力，是一个纵声歌唱的浪漫派，他的理性和逻辑也是一流的，上能仰观天象，下能俯察民情。由于单耳的出现，金苇珉被耳朵山的秘境幽隅、藏声隐景、风云变幻深深震撼。这个人物的设置是给小说造的一个“活眼”，这个“出格”的形象从众多村民中跳出来，聚集了民间的能量和智慧，打通现代与传统，将沉淀深厚的乡土文化用象征手法凝聚起来。

扶贫题材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假大空，但作者李文锋很用心。扶贫小说主人公有情怀、有担当，面对困难和挫折不放弃，这是这类小说的标配。《火鸟》也有这些标配，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开拓和创新，他不回避人物的缺点、错误和遗憾，作为扶贫干部进村的场景，骑马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设置。“王九哥骑马到乡政府接金苇珉进村时，天刚蒙蒙亮。”这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委婉地把这个贫困村的现实条件和贫困程度展现出来。《火鸟》化解了主旋律题材难以人性化、接地气的死结，在重视人的本能冲动的前提下，树立了一个超功利、超现实的理想标杆，以此作为人性向上的动力。小说紧扣主题，把扶贫干部金苇珉一直在“啃硬骨头”，节奏、矛盾、张弛都在挑战困难中展现出来。

大凡贫困山村，由于交通阻隔，现代化程度低，使得传统文化遗存较少受现代化冲击。小说在展现芙蓉县的民间传统文化时用笔很细，用情很深。对风物民俗的处理非常智慧，那些可以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是当地人的生存本领和生活方式。被城市精英视为古老遗存和神秘文化的东西有地花灯、阳戏、土地戏、傩戏、毛古斯、三棒鼓，在青牛山村和耳朵山村这些就是生活本身。这些情节设置很自然地成为后面“文旅融合”扶贫思路的材料。芙蓉县是大湘西某个县的艺术化命名，通过小说要素可对号入座。二胡既是精英艺术，也广泛流行于民间，金苇珉这个城市精英渴望与村民打成一片时，二胡成了最好的媒介。金苇珉在村民石玉家拉上一曲二胡时，村民不光有情感上的共鸣，还有些人能看出门道，识别其中复杂的变幻和高难度的技巧。石朴奶奶与抗日英雄以二胡的琴弦作为信物，连接着大洋彼岸的情谊，很自然地将耳朵山的投资者、美籍华人王小生纳入小说情节，解决了大型旅游项目的资金问题，使项目扶贫档次提升。二胡在小说里不仅是推动情节的手段，它还从物象上升为意象，成为一个精神象征。傩戏是禳灾、祛晦、医治疑难杂症的神药，遇到重大事件烧香拜佛、敬鬼神，就连官场也流行风水学，如“老县府背靠芙蓉河，被称之为无依无靠，水洗龙骨，府之主不死必灾。想想过去的历届县长，则闻知心寒。入狱的、得癌的、病退的、跳楼的……”在开发耳朵山之前，单耳给金苇珉占卜，金苇珉用现代思维解读“泰卦”的意思：阴阳消长、居安思危。小说后半部“山歌”这一民间形式也隆重出场，单耳的山歌即兴演唱，出口成章，信手拈来。这一情节设置，把芙蓉县作为“山歌之乡”的文化背景很自然地带了出来。

小说情节推动用心巧妙却自然顺遂，看起来简单的结构却是作家经过了充分的艺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限知叙事，与读者共情，达成一种默契。作者似乎掌握了实景与光晕的平衡术，超现实主义、逆“类型化”书写、诗性语言的运用、方言的点缀、神话故事的补充，这些要素理性克制的叙事贯穿整个小说。漂亮的金苇珉来到单身汉扎堆的青牛山村，“险情四伏”，小说以王九哥醉酒后上错床，石朴（二狗子）的“护花行动”等描写，非常节制地点到为止。小说开头对青牛山村惊人的贫困程度通过人物与场景的关系，不动声色地流露：需要骑马，说明没通路；村民有寄生虫病，说明缺水；晚上开会点煤油灯，说明没通电。作者不作任何解释和评价，一切都从人物的言行情节推动中去体会。文字里头有一种绵柔的气息，诗一般的意境，有悲悯和大爱。聚集残疾人的篾器厂的二胡演奏，干净的灵魂对美好的向往，写出了有缺陷的人群的美以及人的高贵与山川大地灵蕴的互动。作者自己化身导演，把山川风貌做了滤镜，对整体清晰度做了调整，聚焦中心点，周围做了虚化处理，打上一层唯美的光晕。人物也采取最佳取景角度，在破败简陋的环境中强化人体的光线和质感，突出人的高贵和平等，这是扶贫的真谛。风景绝美，然而吃不饱、穿不暖、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窘况，诗意来袭却又感伤并至，一种矛盾美学扑面而来。文章结尾七彩水母、一飞冲天的火鸟、梦幻云霞，青牛山的音乐队，耳朵山歌者的祭坛，有唯美大片的画面感，增添了追悼金苇珉的壮烈和悲情的氛围。

《火鸟》称得上是一部艺术表现力丰富的主旋律作品，正因为现实意义明确，它的思想价值的确立、艺术手法的创新、立意的高度、精神的升华，跟同类题材相比难度更大。它的艺术性也在同类题材中显得格外抢眼。当然《火鸟》也还有提升空间，有些重要情节没来得及展开，人物设置的太多巧合，节奏过于铿锵激越等，但瑕不掩瑜，小说最大的意义是为扶贫攻坚提供某种思路，它的现实意义甚至与艺术意义同样值得称赞。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的扶贫壁垒，进行分类整体推进扶贫的思路，对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芙蓉县扶贫经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扶贫问题的反思，扶贫干部的任用，都提出了新问题新思路。主旋律题材小说中人物事件处于社会万象的多层级构造，要以创造性的探索呈现不同类型的人物生活所包含的复杂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