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现代以来，浙江一直是中国的文学大省。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等，几乎占据了当时文坛的半壁江山，更遑论鲁迅和茅盾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其渊源影响，是中国现代写作最重要的方向和遗产。新世纪以来，浙江作家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艾伟、麦家、钟求是、吴玄、张翎等等，都贡献出了优秀的作品，在当代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其中，又活跃着一批出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主要包括黄咏梅、哲贵、张忌、海飞、东君、赵挺、斯继东、张玲玲、陈集益、陈莉莉、吴文君、徐衎、雷默、草白、池上、周如钢、朱个、柳营、叶炜、祁媛、杨方、杨文君、卢德坤、畀愚等等。这一批青年作家有的已经是文坛的中坚，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传播率，有的则崭露头角，但也具备了一定的辨识度。由于篇幅的限制，下面仅就我的目力范围所及稍作评述。

黄咏梅早期写诗，后来转入小说写作。与“70后”那批最早登上文坛的女作家不同，黄咏梅没有沉浸于极端的私人经验——这种经验往往被冠以“女性主义”的理论名号而获得一种夸张的正确性。但这并非说黄咏梅拒绝这种基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恰好是，黄咏梅在私人经验和社会观察中取得了一种有效的平衡，因此，我们在黄咏梅作品中读到的，是基于一种敏锐的个人视角（不仅仅是女性经验）的社会性呈现，《父亲的后视镜》《跑风》等作品都体现出了这种平衡的艺术特点，乡土经验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作品的内在驱动力，人性在其中的幽微变化，并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哲贵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是《金乡》。这部作品在一些场合被指认是“非虚构”，而实际上，他更是哲贵对小说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就是，将“虚构”和“非虚构”进行结合，从而提供一种创造性的形式，在这一形式里，小说体现的不仅仅是作家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史的景观。哲贵借助“温州”这一写作的“原乡”，将个人史与社会史编织为立体的坐标系。这些作品与他其他的作品如《猛虎图》《跑路》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写作图谱，在这一图谱里，对资本与个人欲望关系的书写是其核心，哲贵由此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与精神困境并将其转化为小说的美学。

张忌为文坛所熟悉是因为其长篇小说《出家》，这一作品继承了现代文学史上以汪曾祺为代表的美学风格，以“冲淡”“蕴藉”的笔调写小人物的悲欢。其新作《南货店》延续了这一美学风格，但是在社会内容的呈现上有较大幅度的拓展。小说通过“南货店”这一物质性的空间，书写了自1970年代以来近40年中国的社会变迁，这一时段恰好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张忌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同时代人，其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保持了一种美学上的克制，他没有忽视巨大的历史变动对人性的影响，但是也没有以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去刻意夸大历史对人的作用。他在历史和人的互动中发现了人性的普遍和恒久，因此，他笔下的小人物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有一种坚韧的热情和爱，这来自于人性的“生本能”历久而弥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尤其是上半部，衣食住行，无不透露出作者扎实的生活功底以及将经验书写为艺术的能力，这一点，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并不常见。

斯继东的写作以中短篇为主，其最近受到关注的作品，是短篇小说《禁指》。有评论家如此评价该作品：“古雅的琴瑟和鸣与街巷的人间烟火嘤嘤成韵：一面是叙述的沉静冲淡，尤其以古琴曲式音调结构章节，顺推人物命运与情节蜿蜒而下，满纸的江南文韵，余音淼淼；另一面是曾、操二人，真善相鸣，生动方言下是鲜活的具体日常，艰辛而隐忍，温婉而热烈。”斯继东以江南的风物为喻，写物即写人。古琴所寄许的，不过是人的命运跌宕。文化的血脉，不是停留在高头讲章，而是活生生的日常和当下。斯继东小说的文化主题由此具有一种历史的辩证，它与方言在小说文本中互相作用，共同呈现了江南人事的风流凋零。

海飞的写作以“谍战”类型而受到关注。这一类型的写作往往强调故事性，而故事的推动又往往严重依赖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故事有余而人物不足，也容易导致作品缺乏韵味。海飞的作品当然也受制于这一类型，他的作品往往有很强的可读性，经过影视的转化后更是如此。但是海飞也一直在克服故事所带来的缺陷，在他的一些作品里面，比如《惊蛰》，他努力在故事和人物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让故事不至于太脱离人物，同时使得人物更切合故事而生动形象，这种平衡并不好拿捏，如何调动更多的因素参与到小说的配置里面来，构成了对包括海飞在内的众多类型文学的挑战。

畀愚的《丽人行》和《江河东流》等作品均以民国为叙述背景。这一历史写作的倾向或许可以归入198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写作的潮流，同时又与近些年的“民国文化热”形成呼应。这一抽空现实的写作虽然严格意义上依然是一种“当下写作”，其表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无不是受到“讲述时间”的影响，但是因为这种抽离，写作者可以获得相对的审美距离和价值判断的自由。畀愚的作品就在这种框架里腾挪，他一直试图在故事、人物和行动中找到最佳的契合点，由此将小说处理为一种行动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叙述的艺术。

赵挺写作的最大特点是“解构性”，小说集《寻找绿日乐队》集中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在赵挺的作品中，其“解构”是全方位的，从人物、主题到语言。赵挺娴熟地借用了公路小说、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小说艺术类型，或者顺其道而用之，或者反其道而用之，将当代生活中的荒谬、无逻辑等尽情地予以解剖呈现。正话反说，无厘头，调侃，自我贬低，讽刺挖苦，将人物的行动置于语言的游戏之中，由此，赵挺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当代写作难得的自由气息。与王朔、王小波的解构有明确的对象相比，赵挺的解构似乎是随机的、偶然的，这种随机和偶然的状态或许不利于解构后的“建构”，但是对于更年轻一些的写作者来说，或许这才是当代生活的“真实”。

寓居海外的柳营近期受到关注的是长篇小说《姐姐》，这部作品以作者长期生活的南方小镇为背景，书写“姐姐”卑微、波折、痛苦又充满爱与善的一生。姐姐既是一幅独特的肖像画，又是“群像”中的一员。姐姐的命运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当代史勾连纠缠在一起。柳营在其中投射了自我的生命经验，她的写作并不直接指向宏大的社会问题，而带有一种自我的疗愈和解放，但也正是在这样细微的书写和表达中，中国当代女性的主体轮廓逐渐地清晰起来。

雷默的小说经常处理一种错位的关系，正如程永新所言：“小说始终关心小人物与时间或时代之间的错位……试图从凡人世界寻找通向恒久的路径”。他最近的短篇小说《大樟树下烹鲤鱼》通过“失败”的主人公三次烧鱼的故事，书写了人性的忏悔和救赎。但从叙述者的角度看，主人公的这一救赎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成立，这种价值中立的模糊性，是这篇小说耐人寻味之处。

徐衎的短篇小说《心经》为底层女性画像，在她们破抹布一样的生活中，几乎没有获救的可能，这篇小说有非常“残忍”的视角，却也因为这种残忍而刺破了景观化的美好世界的想象，从而获得一种生动的批判力。

草白的短篇小说《艰难的一天》是一篇值得阅读的作品。小说的叙述克制、隐忍，与小说整体的阴冷氛围协调一致，悲惨的故事一直到叙述结束依然没有定局，由此小说不过是“引言”，而生活还在无穷尽地延展。草白以“留白”的方式体现了书写与经验之间的辩证法，但同时又没有放弃书写的最大善意：即使在最堕落失败的生活中，人依然可以被爱上。

以上的简评其实并不能将这些作家的丰富性呈现出来，毕竟作家作品是如此庞杂，而一个读者或者批评家的阅读又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未定型才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特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这一地域固然能为论述提供一个方便的框架——在大多数时候这都是一种懒惰的机制——但我们应该都清楚，最终决定一个作家能够走多远，是其个人的伟力和作品的创造性，而这一切，恰好要求我们去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在自由里获得一种原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