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君最新的长篇小说《万福》有一个安稳吉祥的名字，实际上却是一部相当闹腾的作品。好的小说总是闹腾的，要么矛盾冲突此起彼伏，要么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要么叙述技巧花团锦簇，要么在故事底下埋藏着争相诉说却彼此抵牾的命题——《万福》似乎把这几个方面都占全了。而尤为难得的是，在如此闹腾之后，小说最终还能够突围出来，归于安稳吉祥。
《万福》一开篇就极其闹腾。尽管潘家几个人从香港屯门动身回乡的旅程并不高调，甚至在平静之中明显地弥漫着一种疲倦、沉闷的情绪，但恰恰是这种反常的鬼祟气氛令人不免感到必有蹊跷，于是从疲倦与沉闷里又透出一种不安乃至于悲壮来。待回乡的车子缓缓开进万福村，我们便很快知道了他们何以那么鬼祟：果然，在一个泼辣妇女的带领下，一群村民有如从天而降，将他们团团围住，又是揪打又是吵闹，气势汹汹地控告奸情、诉说积怨，一时间手臂乱舞，唾沫横飞，煞是好看。就在这开场的闹剧里，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亮了相——肉身到场或出现在詈辞之中——由此也露出了小说的所有线头。但是当然，在唇枪舌剑之下还藏着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即便是气急败坏也不能宣之于口，读者明知道话只说了一半，就更忍不住想要揪住线头扯出后面的故事来，这正是吴君叙事技术精彩的地方。待线团逐渐打开，我们便会发现开场的争吵打闹不过是小场面，小说真正的闹腾在内部、在深处。小说围绕万福村里潘家的两儿两女和他们的老母展开，老母一碗水端不平，却偏偏觉得自己处事最公正；大哥含辛茹苦养活全家，却遭到几乎所有人埋怨记恨；大姐一辈子都想要报复自己的家人，却没什么战绩，反而是那个备受宠爱的二弟，以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纨绔做派，一次次把全家人带进坑里；不过最让大姐恨之入骨的，是抢了大姐男人的二妹；而大哥又阴差阳错地抢了好友的老婆。由此，矛盾就出了家门，牵连到别的村人。而当兄弟姐妹日渐老去，老母更到了米寿高龄，潘家的矛盾核心又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财产，财产又关系到村产。于是潘家的故事不可避免地延伸出去，让整个万福村都缠进了一团乱麻之中，真是闹腾至极了，而小说也因此精彩至极。
那么这一家人和这一个村子，是怎么闹腾到这个地步的呢？这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乃是时代变迁所造成。万福村在今天深圳宝安机场附近，1978年深圳还没有建市，万福村的状况就可想而知。所以村里的年轻人好像个个都想要跑到香港去，用书中人物的话说，“再不走，就饿死了”。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一水之隔的香港显然在想象里无限繁华也无限诱惑；可惜的是边境检查甚严，不是想走就走得了的。潘家的悲剧正是发生在偷渡过程中：因为人多载不动，边防又紧跟在后，所以大姐潘寿娥与大哥潘寿良的好朋友陈炳根或被迫或主动地下了船，从此和家人、恋人分隔两地，一别就是40年。留下的人固然惆怅，到了香港的人想要站稳脚跟，也是筚路蓝缕，难免生出怨气。但历史的玩笑当然不止于此，40年后万福村变成了万福社区，村民们个个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生活反而比当年那些偷渡客优裕得多，而后者背井离乡之后是否仍应该在故土享受应有的福利，就成了问题。因此对于潘家和万福村人来说，无论分离还是团聚，出走还是归来，都显得无比尴尬。
但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小说里，像潘家这样分隔在深圳与香港两地的家庭都所在多有，何以偏偏潘家有这么多盘根错节的纠葛呢？这当然不能全都归罪于时代，也要从性格中去寻找原因。可以说，这一家人自老母潘宝顺以降，几乎个个性格都是拧巴的。二妹潘寿仪因为长姐管教太多，便出手勾搭自己的未来姐夫，以常情而论，何至于轻浮如此？而大姐对于弟妹的控制欲，也的确是过于强烈了，那种控制欲里有自负，也有希望改变命运的渴念，有对于某种预设的生活秩序和未来幸福的一整套不容破坏的方案，因此一旦偷渡失败，爱情破碎，恋人和亲人就立刻变成一生都无法原谅的仇敌——以常情而论，又何至于偏执如此？大姐的控制欲得自于老母，而老母的刻意纵容又养成了老二潘寿成的纨绔，整个家里唯一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只剩下一个大哥。可是潘寿良太过委曲求全，令他的人生始终陷于被动，如果不是他想了不去做，做了不肯说，说了又说不清楚，怎么至于造成那么多误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弟妹们争相控诉是被他耽误了一生，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阿珠与他本应和美的爱情与婚姻，的确毁于他想要“完璧归赵”的好心。
但是有谁是生下来就拧巴的呢？如果说他们的性格真的生而如此，那么其拧巴的性格又是如何具体发生作用的呢？谈到来龙去脉，似乎又必须重新回到历史，至少有必要将潘家的性格诅咒上溯至老母潘宝顺。小说将潘宝顺的性格归因于她小小年纪便出深圳，去新疆，后来又做过民兵，如果不是因为怀了潘寿良不得不回到万福，大概前途无量。而尽管失去了进步的可能，潘宝顺的“公家情结”却萦绕了她此后的人生，让她改变了原有的很多生活习惯，甚至家里人彼此称呼也都使用大名，更从此不再安于做一个普通人，对家人对村人都指手画脚起来，即便到了香港也不能改变。这当中显然存在一种认知误差：即便时过境迁，固有的渴念化为怨念，依然不能释怀，久久郁积，就造成性格的变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她的长子与长女身上：潘寿良对于好友陈炳根的愧疚与猜疑，都是因为在认知上不能了解当时及后来大陆的形势，而他之所以将阿珠推回陈炳根身边，也因为对阿珠感情的认识始终停留在1978年；而当年的悲剧同样如毒蛇一般纠缠着潘寿娥，令她多年之后依然坚持，只有将女儿嫁到香港方能解心头之恨，至于20年之后香港是不是还是那么“香”，日新月异发展着的深圳是不是更加值得眷恋，则完全不在她的考虑之内。由此，历史作为悲剧的肇因，就不仅仅因为其外在呈现的变化与限制，更内化到人的认知层面，造成某种固有的、难以改变的观念。如果说前者只是暂时的、偶然的，后者则影响更为持久，甚至持久到令人无法理解：身在香港的人怀有一种敝帚自珍甚或夜郎自大的心态总是难免的，何以万福村的人们过着那样安稳富足的日子，仍然会以有一个香港穷亲戚为荣呢？在此意义上，吴君特意写到万福村的人们尽管个个成了富人，却不大读书，甚至当外来者嘲笑当地人文化水平的时候，后者还洋洋自得，就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了。本质而言，悲剧之所以造成，并闹腾到那样的地步，既不是因为表层的历史变动，也不是因为个人的性格扭曲，而是因为求知能力的匮乏、反思能力的丧失以及理性思辨能力的缺陷。
潘家乃至于万福村的一团乱麻，若要最终解开，真正实现安稳吉祥，坐等时间去抚平所有的创伤是不行的，将那些莫名造成的误会一一化解也是不够的，而仅仅依靠经济上的改善则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因利生隙，造成新的矛盾。万福、深圳，乃至于我们整个国家的进步，最终要落实在认知水平的提高，落实在文化层面自信的实现。在此意义上，《万福》最令人感到欣慰之处并非结尾处的“大团圆”结局，而是遍布整部小说的叙述之中：小说中对于潘家人的称谓总是在大名与“大舅”“二舅”之间频繁转换，那显然暗示着小说的叙述者很可能便是那个承受了历史恩怨却终于自强地在香港生活下来的潘家第三代：阿惠。而既然她终于抛弃了潘宝顺时代起便坚持使用的冷冰冰的称谓，则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在见识了曲折的历史和更多元文化的年轻一代那里，所有误解、偏见、隔阂总可以逐渐消除。这部恰恰写成于2019年的小说在此方面的乐观，似乎多少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但也因此更加重要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