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出版的《卡尔维诺年代》一书中，作家狄青以聊天却又不乏书卷气的笔调，叙写了世界级文学大师、准大师的许多故事。这个形形色色的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勃朗特三姐妹、毛姆、卡尔维诺、塞林格、格雷厄姆·格林、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帕慕克、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树等作家的“另类”面目。在狄青看来，他们并非完美无缺，正因如此，这些作家才真实可信，乃至可爱。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觉，是其所拥有的文学资讯的驳杂性与丰富性。是密集、厚重的沉甸甸的资讯，而不是外国文学知识的老生常谈。书中涉及到作家生平传记、脾气秉性、审美好恶、毁誉口碑，以及今年外国文学评奖、翻译出版、文学批评等诸多话题，融散文、游记、随笔、评论、鉴赏于一炉，这一切为此书植入了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阅读魅力。

狄青的外国文学评价词典中没有“权威”的条目，而是侃侃而谈，轻松调侃，甚至还有些许的小小不恭。他对那些被文学史或教科书神秘化的文豪，有尊崇的仰视，但更多的是平视，间或夹杂着俯视，甚至是审视。“我想在那些文字的背后与我敬仰的大师们相遇，去和他们打招呼，哪怕只是和他们开个玩笑”。他把大师还原为常人，那些世界文坛中的公众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常人也可能有的瑕疵、缺陷和弱点，比如毛姆“不够伟大”，帕慕克脾气古怪目中无人，村上春树“强迫症”难以自控，格雷厄姆·格林则撒谎成性，他还发现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这两位颇有个性的日本作家，骨子里皆缺少勇气并都有表演欲，就连自杀都带有某种表演性质。

狄青对于外国作家如数家珍，这或许与他很小就对地理知识近乎痴迷有关。每当到外地出差或出境旅游，他都会事先做功课按图索骥，亲临一些曾经发生过历史真相的现场实地感受，这已成为习惯。喜爱地理，必然也会关注历史，在他看来，地理的空间性如果没有时间性做经纬，人文意义就很有限。地理知识可以赋予作家一种别样的文学视野。他去英国，专门赶到西约克郡的霍沃思小镇，这里是分别写出《简爱》《呼啸山庄》《阿格雷斯·格雷》的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既然是三姐妹常去也是最喜欢去的一座山，我一定也要爬上去看一看，去坐一坐，去亲身感受一下为作家们创作出不朽著作提供灵感的地方”。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曾在《霍沃思墓园》里指出，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掩盖了她在诗歌创作上的光芒，狄青则进一步认为，“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艺术结构与表现形式上，都深深受到《呼啸山庄》的影响，没有《呼啸山庄》应该就不会有后来我们看到的《喧哗与骚动》”。狄青还从西约克郡乘车穿过奔宁山脉，到了坎布里亚郡湖区，来到了以威廉·华兹华斯、萨缪尔·柯勒律治与罗伯特·骚塞为主将的“湖畔派文学”发源地，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这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著名文学流派的历史兴衰。

读狄青的文学随笔总会让人有新鲜感，他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考与话题，信息量相当大。这或许也得益于多年的媒体职业，同时拥有多年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写作历练。在《如何解剖或把一个作家毁掉》中，他表达了对德语文学批评巨匠马赛尔·赖希-拉尼茨基的逝世遗憾之情，因为这是一个“让所有德语国家写作者又爱又怕的人”，他的结论带有惺惺相惜的意味：“说一个批评家黑嘴也好，毒舌也罢，我认为都是一种褒奖。”

作家写带有文学批评意味的文章，多少都会让人另眼相待。事实上，有文学底蕴的作家很少是单一化的写手，而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行家，既能搞创作，又有批评能力。比如卡尔维诺，在狄青看来，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习惯于谈论他的小说，实际上他的文学和历史随笔以及政论所闪耀的思想火花丝毫不在他小说之下”。在世界文坛，这样的作家并不鲜见。俄苏文坛中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巴乌斯托夫斯基，英美文学领域里的伍尔芙、艾略特和福克纳、海明威、纳博科夫，笔下都具有不凡的批评气质。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尖锐批评，甚至被世界文坛称为托尔斯泰制造的“莎士比亚公案”。高尔基在作协筹备会上对潘菲洛夫主编、作序的《青年作家作品选》指名道姓提出批评，认为该序文文理不通，知识浅薄，“是苏联文学水平低下的表现”，如今，具有批评家思考能力的作家并不多，这正是狄青忧虑的地方。作家除了文学之外，难道不应该有他的道德坚持和社会担当吗？他以别林斯基的话告诫同行：“作家要像个作家。”

故而，《卡尔维诺年代》的问世，在今日文坛就显得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