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保持对社会问题的介入姿态，自19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是创作者坚持人民性的重要表现。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根本需求与根本利益视为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时代，“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自然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前评论界已经对文学创作如何呼应时代的要求做了非常多的探讨，有种偏颇的看法认为，一些评论文章只有作家本人和恰好读过或想读那部作品的读者愿意看，受众相对来说非常有限，不如将版面让给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学术史价值的论文。这种观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因为这一看法背后是非常流行的对文学评论的定位，即评论要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把握作家的创作特色、总结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有可能、有意愿的情况下，对不断涌现的新作品进行价值判断，鼓励其中优秀的创作倾向，抨击不良的创作苗头。这一系列工作是文学评论的分内之事，是文学这一学科给文学评论规定的常规位置。如果评论家不对这样的位置进行反思，而是满足于在文学内部占据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文学评论自然会有只能尾随在文学创作后面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评论家不断鼓励作家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作品去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却也使得创作者成了一支面对现实生活独自进行前沿探索的孤军。而评论家就成了待在后方的援军，只能根据创作者探索的最终成果，把握风格特色、总结相关经验、评判其表现现实生活的优劣得失。

对文学评论只能追随创作的不满，有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思路，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就是20世纪欧美文学研究界不断流行的包括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等在内的各类理论话语。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在诞生之初，当然都各自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以对文艺作品的独特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但在学术体制内部辗转更替的过程中，它们逐渐与生活脱节，甚至也与文学本身脱钩，使文学理论虽然真的突破了文学学科的限制，但也冷落了文学，演化成了理论本身，让评论成了理论术语内部循环、自我增殖的文字游戏。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一趋势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流行，但文学评论工作如果止步于此，则把自己封闭在某个特定的空间中，并没有真正通过冲破文学获得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而另一种使文学评论超越文学学科限制的思路，典型地体现在19世纪中叶俄国文学界著名的《现代人》杂志身上。这份刊物1836年由普希金创办，经过普列特尼奥夫、特别是涅克拉索夫的发展，最终在先后成为刊物主笔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手中达到影响力的顶点。普希金在为这份刊物取名时，选用了“современник”一词，这在俄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既指时间性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通行译法的“现代人”，意思是在时间维度上最新的人；同时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同时代人”，更强调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共同面临相似处境的一批人。从刊物的名称可以看出普希金以及这份刊物不仅仅关心文学本身，而且是要与俄国的作家、刊物的读者乃至全体俄国人民站在一起，思考他们共同面对的时代与社会，并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足够的敏感以及难以穷尽的好奇心，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人》杂志上的文学评论的最大特点，是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思考限定在文学的疆域之内，这种探索的视野是如此的广阔，以至于在探讨文学创作的时候，也会穿插当时医学领域的进步、最新的农业机械以及欧洲科学家新发现的化学元素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人》杂志上的评论家希望与俄国作家、人民一起努力认识他们共同身处的世界，发现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并不断探索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这些评论家不是仅仅让作家去探索现实生活，自己则单纯地评判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是否准确、是否作出了新的艺术贡献，而是与作家携手前行，共同探索。这些作家日后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明显的思辨色彩，在作品中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恰恰都是通过小说创作与评论家继续进行隔空辩论。因此，是作家与评论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共同探索、相互辩难，锻造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成就。

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远景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组织形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将发生重大改变。这是一个全新的、有待探索的未来，蕴涵着机遇和挑战，充满了未知与可能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时代去加强文学评论工作，就不能继续固守学院中的学科建制、学术传统给文学评论预留的那个特定、狭小的位置，满足于单纯地探讨艺术特征、风格流变、创作规律以及作品的优劣成败等文学的内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提了几点要求，其中第一点就是“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在评论家鼓励文学家去书写和反映新时代的同时，也不能让作家成为深入生活的一支孤军，独自肩负起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新现象、思考新问题的任务。评论家应该真正与作家、文学爱好者乃至人民成为“同时代人”，共同探索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社会。

这样的期待，自然会对评论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不是说艺术风格的辨析、创作特色的梳理、文艺发展规律的总结以及艺术价值的判定等传统文学评论工作的内容不重要或者需要放弃，而只是把这些看作是文学评论家的基本功、文学评论的切入口，评论家必须由此出发，把目光和思想的触角投射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如果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是反映现实、包罗万象、恢弘壮阔的，那么评论家同样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必须观察、思考、探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应的，在知识层面上，仅仅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方面的修养和知识储备，或许不足以帮助文学评论家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也应该纳入评论家的阅读视野。毕竟，在文学作品已经在挑战现代科技的边界、探索人类伦理的疆域的时代，在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早已不仅仅局限在文学内部的时代，评论家如果只能在文学的层面上讨论相关创作，给出的注定只能是苍白、无力的答卷。人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评论家不能一边抱怨或批评现代性进程造成的科层制和专业分工对完整的人性与生活的分割，一边却心安理得地把文学囚禁在现代学科制度所给定的狭小范围里。文学评论与其他学科不一样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非常特殊，那是一种复杂、灵活多变、充满想象力、作用于情感、具有共情能力的知识形态，恰恰可以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有效工具，帮助他们穿越现代性的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深厚的知识壁垒，沟通现代社会不同社会层级彼此之间的阶级隔阂，使文学与文学评论成为有穿透力、包容力的思想空间，真正回应和思考“同时代人”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样的文学评论未必能够给出关于生活的答案，却能够让文学评论摆脱只有作家本人和想读或读过作品的人愿意看的窘境，创造出有吸引力和引领性的思维形式，为“同时代人”思考和探索现实生活提供参考和帮助。这样的努力自然会非常困难，但也值得。因为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如果眼中只有单纯的文学，那么他可能会错失身边那个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而如果选择与同时代的作家、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去思考和探索正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那么他或许正在塑造一个可以孕育伟大作品的文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