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而如何在融通中国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打开文学评论的新视野，也是历史赋予这一代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回顾近40年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及其流变，不难注意到，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方式在多重意义上拓展了作家观察和书写现实的视域和艺术表现力。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汪曾祺、孙犁、贾平凹、张炜、阿来、格非等作家在古典传统的当代赓续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向。其作品所呈现出的思想及审美资源的多元统合，使得仅局限于西方文论的评价标准渐次显露其在释读此类文本时的限度。而如何在古今贯通的视域中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多种理论资源融通的意义上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及批评视域，也成为当代文论拓展的重要方式。

赓续古典传统之要，在于有效完成中国古典思想及其所开启之世界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能够“恢复”对现实生活世界发言的能力。历史地看，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孙犁，古典文脉并不似某些论者所言的“断裂”状态，而是在多重意义上，仍属当代文学所可以凭之重要传统，且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作品中开出新的境界。如阿城、张炜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余华与术数文化及老庄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及更年轻一辈的东君作品中的佛禅意趣等等，均表明古典思想传统作用于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贾平凹40余年的创作，也可被视为不断尝试并推进古典传统的当代传承的过程。自《废都》到《古炉》《老生》和《山本》，古典思想及审美表达方式之当下可能，得到了可谓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几乎在同样的意义上，陈彦完成了其写作向更具会通意义的“通三统”的思想和审美的双重转换。长篇小说《装台》以全新的视域观照如罗家两代人相似的现实处境和他们的生活故事。然而一改《西京故事》对人物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解决，陈彦并无意于为《装台》中的人物提供精神和现实双重意义上的缓解之法，而是尝试如其所是地理解其处境，进而努力自“内”而“外”地为发现其生存之价值和尊严。沿此思路，则秦腔名伶忆秦娥个人命运的起废沉浮与改革开放40年大历史的变革互为表里。作为《主角》中的另一“主角”，“秦腔”在40年间的起落无疑与依托于秦腔的忆秦娥的命运互为表里。然而即便置身于个人命运之兴衰际遇及时代之起废沉浮，忆秦娥仍然以近乎儒家之精进态度应对外部世界之诸般变化。质言之，其内在精神的价值坚守近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态度，亦从另一层面表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要义所在。陈彦作品境界的拓展，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流变过程中不断向更为宽广的思想和审美资源敞开的基本状态。而多重资源的会通，亦属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更具症候意义的新的可能。

古典资源当代赓续的另一可能，是作品审美表现力的拓展。具体而言，即是作品文体和笔法的变化。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之后作品的古典意趣，及其与明清笔记小说内在韵致之间的关系无需多言。孙犁《芸斋小说》思想及笔法庶几近之，历经世事沧桑巨变之后，其作品表层的冲淡逸远，却内涵着根本性的精神之痛。即如东君《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诸篇，表面因佛禅意趣而生之淡然终究难掩其内在的“奇崛”——对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深层关切。如是作品表现力的拓展，在散文随笔创作中表现为对中国古典“文章学”的重启，此种重启主要表现为对作为“抒情”的散文观念的拓展，尝试重申散文的世界关切。基于对“纯文学”回应现实的“无力”的认识，蔡翔曾提出一种“大文学”的概念，希望藉此“恢复中国古代的‘文章’的活力”，以充分作用于历史和现实，发挥文学作品的经世功能。《美文》关于“大散文”观的提倡，以及25年来对此种观念落实的种种努力，即是在恢复中国古典文章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其作用于现实的效力。即如贾平凹所论，文章乃是个人体验天人宇宙之法门，因之并不拘于抒情一路。也正因有对天人宇宙的宏大关切，方能体现出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重要作用。因之，古典传统现代转换的要义之一，是古代文人的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如何有效转化为当下文学的现实责任感，其二才是文体与笔法的转换。已有论者注意到赓续古典传统之于当代文学审美表现力的拓展价值。无论阿来的《空山》、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还是陈彦的《装台》《主角》，因与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关联甚深，其作品笔法和意趣，较之单纯在现代小说传统流脉之中书写现实的作品，要多一些古典的韵致。其笔法也更为自由，这种笔法，恰正说明其文体的“驳杂”（如其所言之杂文学），乃是融通多种传统而开出的新的文章境界。

与文学资源的拓展相应的，是批评视域的转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有论者尝试以中国古典文论所开启之思想和审美视域，阐释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中最具革新意义的作品。其研究无疑表明，即便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影响之下成长的先锋文学作品，亦不乏与中国古典传统相通之处。置身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氛围之中，写作者似乎难以完全超脱此种传统巨大的影响力而彻底改弦更张。汪曾祺并不赞同古典与现代简单断裂之说，以为古典即便偶或处于潜流，仍属当下文学所能依凭之传统之一。自更为宏阔的视域观之，则可知论者的如下判断的重要价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承接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伟大启示，回到河图洛书，回到《山海经》人物所呈示的文化心理原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完全符合相对论时间倒流的高维时空原理，也是老子生命需要复返婴儿的真谛所在。”对其所论及之古典文脉当代赓续之要略，当然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其所呈示之返本开新的思想路径，却包含着有待深入反思的重要意义。当下文学评论视野的拓展，此亦为路径之重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