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场域，“批评”自然也就没能展开。场域的核心是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环境与氛围，至今仍被批评界津津乐道与怀想。关于伤痕文学、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朦胧诗、先锋文学，以及各种思潮等等，争论之激烈为近40年来所少有。批评场域便是在对话、讨论，甚至论争中构建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也一定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是俄罗斯一批文学巨匠们最后闪耀星空的时刻，其中一段发生在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的“龃龉”让我唏嘘不已。别林斯基是让果戈理声名鹊起的批评家，仅1842年就写了5篇关于《死魂灵》的文字。然而，在写作《死魂灵》第二部的时候，果戈理找不到灵感，便于1847年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试图让读者能接受他要在《死魂灵》第二部中所表达的思想。在这本书信选里，果戈理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甚至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这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病重的别林斯基用三个上午写了一封致果戈理的公开信。在信的结尾，别林斯基写道：“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赫尔岑如此评价这封信：“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别林斯基凭着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火热的道德家和批评家，成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而果戈理则在临死前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这才叫真正的批评，大师的批评。

批评是在文学的前沿，不仅要介入创作，对作家、文学思潮产生影响，还要积极介入时代精神的建构，用道德理想影响作家和读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批评带着生命的温度，甚至是在燃烧生命。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纯粹的文学批评并不多，多的是杂文，论说的是历史、社会、文化等等，更为直接的与论敌们的论战。“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样，这时，他写作的惟是不能进‘艺术之宫’——自然也不能进‘学术殿堂’——的杂文。”（林贤治语）这恰恰是我在这里提及鲁迅的关键所在，他放弃了有论者为之惋惜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论争里去，以至于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包括生命。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困境，他毕其一生致力于社会与文化的自省与批判，他的思想与精神成为了20世纪中国的“民族魂”。而这不正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所匮乏的吗？不正是我们要从鲁迅处汲取的精神吗？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多数是书斋里的批评，对话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触及更广泛的社会。批评家更看重批评本身在文学场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学术性、学理性成为评价文学批评的标准，而文学批评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等文本之外的存在则越发遥远与隔膜。批评家对理论、对知识、对文本的兴趣远远超出对人、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复杂社会现实与繁复日常生活的探究和体认。如此冷冰冰、内循环的批评场域，无需批评主体生命热力的灌注，更遑论独特与深刻。长此以往，文学视野的窄化、思想能力的退化和审美趣味的僵化使得批评家们对更为宏阔的民族国家、时代精神丧失了正面阐释的兴趣和整体概括的能力。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服务于促进社会自觉这一共同目的。文学批评不能局限于分析作品本身的美和不足，而必须进一步从历史的、时代的观点进行考察，进行与其内容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分析。从更广阔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艺术家及其创作与时代、社会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进而提出作品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置批评于个性化的生命困境和有温度的批评场域之中，才能真正表现出批评家的思想能力和批判气质，伟大的批评或许才会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