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一种“口吻”讲所有故事

项 静：我看之前的采访，有记者问你以后会不会长期在新疆生活和写作，我记得你当时有点矛盾。现在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多少会影响到写作，但影响一般都是缓慢发生的，不会一下子转弯。最近写的作品还是以军旅题材为主吧？

董夏青青：目前写作仍然以军旅题材为主。离开新疆，写作上松开了抓手反而也是种刺激，想试试接下来会写怎样的小说。今年写了《狍子》和《礼堂》，一个中篇，一个短篇，都是以黑龙江省某巡逻艇大队的边防军人生活为主要素材创作的。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可以跑动的范围较之前更广，这也对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用一种“口吻”讲所有故事。精神味蕾尝到不同的味道，就要如实反馈不同风貌的文字，并在现实基础上提炼切合一时一地的精神性的核。

项 静：还是边地部队的题材，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去采访吗？跟新疆风土人情非常不一样吧？

董夏青青：对，是过去采访。那边和新疆风土人情很不一样，新疆的边民比较沉默，乌苏里江畔的乡亲们很健谈。部队所在地自然环境很好，周围有老百姓的定居点和捕鱼点，战士们能不时接触到营区以外的人，精神状态更松弛轻快。

项 静：在写这些新空间中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与处理原来的题材相比，会不会遇到障碍？

董夏青青：相同的地方在于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地域环境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空间，障碍在于我和这些新空间之间链接的构筑。在新疆，可以在几年时间中相对便利地反复深入同一个地域，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人的感情，现在往往只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较短的时间采访，必须通过十分暂时性的交往建立链接感。

项 静：链接感这个词挺好的，我经常觉得建立小说的世界，一定有调配精神，调和进各种元素、人物和生活。这几部作品的确有一种松弛的感觉，《礼堂》与部队相对照的日常生活占据的篇幅比例挺多的，《在阿吾斯奇》“弟弟”在乡村、少林寺的生活不时闪进叙事中，我个人还是挺看重这个部分的，有烟火气息，也可以看到部队空间与其他空间的来往不绝，也是那个独特空间人物的来处和去处。

董夏青青：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人在穿上军装之前和脱下军装后，都曾处在或即将进入某一个社会身份，这个身份会给他带来丰富的身心经历，让他对军人身份有新的思考。每一个进出军营的兵，既是军人，也是社会的个体。他们的经历，如果我写得好，也可以代表当下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生活与思想状态，甚至包含理想中的“人”的状态，而非特指军人。我希望不同身份、阶层、环境中的人的生活，能在文中形成“交流”，不是简单的，为了展开故事和人物关系凑成一桌，而是彼此之间可能会有的，精神资源的互相援引，“调配”也是情感融通的开始。

小说之所以可贵，在于始终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项 静：是，我想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也正是喜欢珍重这种精神资源的互相援引。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除了更新了军队题材作品的语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助一个特殊的群体，重新定义了青春、责任、信仰甚至爱这些我们熟悉而实际上又是陌生的词汇，它会成为普通人的精神对照。可能正是有这些品质，作品也会在形式上有相应的体现。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中短篇相比，在相同篇幅之内出现的人物数量特别多，《在阿吾斯奇》中指导员、班长、军医等等，《礼堂》也是，指导员和艇长，还有他们周围的很多人物。除了军队特别强调集体精神之外，有没有其他考虑。

董夏青青：我一直觉得“十四亿人口”不仅仅是数字而已，它真的直接标示现实空间里的人的密度。儒学首先就在教大家人和人怎么打交道，从基本的不彼此冒犯，到理想状态的友爱互敬、劳动协作。之后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发展，个人始终在群体中找寻伦理的、文化的位置。到现当代，固然有个人的解放，城市的兴起也解绑了很多人的血缘纽带，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没有改变，首先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有人将当下中国的规模和活力称为“百国之和”，而当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和时间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产生变化，就会有新的矛盾、冲突。在军营中，因为制服的统一、伙食的统一、训练标准的统一，会弥合人与人的部分差异，也提供了一种比较理想的人际关系的样本。就像我一直觉得，正是《士兵突击》中那句“不抛弃、不放弃”，让很多人在2008年及之后有了行动的精神坐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不是只有金钱往来和资源利用，人和动物之间，也不是只有吃与被吃。还可以是怎样的呢？我试着边思考边在文章里提供一点思路。

项 静：没错。小说之所以可贵，也在于它始终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冲突、爱恨交缠，人的定义可能会发生改变。疫情期间这个感受特别真切，科学技术的发达，让原来稠密的人群、熟人社会越来越消散到一扇扇门后，变成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单独的人，反而让人与人之间链接的可能性越来越聚焦在空间、资源竞争与倾轧上。

说到这里，我问一个细节问题，你的小说很少直接出现人物的名字，总是以军医、团长、指导员、营长这种称呼，读者能感受到就是一个人物，但又感觉不仅仅是一个人物，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不利之处是，往往会混乱，要返回去再看确认这个人是谁。

董夏青青：哈哈，营区里就是这么称呼的，所以习惯了。或者在个人职务前加上姓氏，是条令条例里面规定的。

一切铭记，还是为了当下

项 静：文学保持了对人际关系的本真追问。除了集体生活中紧密的人际关系和心灵关系，公正与理想主义的样本之外。我注意到新作品还写到了人物的历史，也就是文学史上称之为“革命史”的部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战事，加入这些元素，我觉得作品的时空感又扩大了。

董夏青青：对，一方面想让小说里的时空更开阔，另一方面，是希望引入历史的经验，同当下形成映照，作为思考的起点。虽然萧伯纳讲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经验，但那些年代中有些故事值得被反复述说。一切铭记，还是为了当下。

项 静：这些历史一直是军旅题材长期关注的部分，你对这段历史的感受主要来自哪里？是前辈们讲的故事，文学阅读，还是看电影电视？我觉得青年作家对那个战争时代的感受已经越来越少了，但生活中总还有一些遗迹提醒着我们。我觉得写这个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

董夏青青：是靠听革命前辈的教育讲座、收集材料这样的方式，平时也会留意采访有过参战经历的退伍军人。确实挺难的，有时候是碰运气。

项 静：我知道你对短篇小说这个文体特别有感受，短篇小说的精神空间其实很难做成特别复杂的，特殊空间的特殊群体，承载了太多内容，历史的、国际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家国感，自然的天真的与理想的理性要求的等等。其实我一直觉得短篇这个形式已经有点束缚你的表达了，小说中人物众多，尤其又是以“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达对象，往往无法依靠事件性的发展往前简单推进。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董夏青青：“精神世界”是我无法把文章写长的原因，很多时候，我觉得行动事实是很好辨认的，但如果写长篇，深入走进一个人物的内心，就免不了个人揣度。因为我自身的修养、气度、眼界的局限性，无法有把握说能准确地呈现不同人物的精神质地，要是写成“千人一面”就糟了，所以我还得好好精进，日后也许可以。

项 静：你最近的写作做了一些改变，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变化。总体来看，依然保持着原来写作中的鲜明特质，也是读者比较认可你的地方，比如简洁干练的文风，环境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彼此映衬，扎实地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等等。可能更大的变化以后还会发生，比如我知道你比较关注社会事件，其实应该说每个写作者可能都会敏感于周围发生的公共事件，只不过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参与和表达，听说你写了一篇跟扶贫有点关系的非虚构作品？

董夏青青：写作深度很重要，采集信息的广度也很重要，对于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工种，一个作者有义务去广泛了解。我在边疆待了很长时间，工作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就想着回京后如果有好机缘，最好多做些努力与尝试，我在本科时就曾写过女子监狱狱警的报告文学。

今年写的这篇非虚构，是joyside乐队吉他手刘虹位的个人成长及扶贫经历，在这之前有10年没写过非虚构了。疫情改变了我的一些观念，就像你说的，资本、科技、疫情，“让人与人之间链接的可能性越来越聚焦在空间、资源竞争与倾轧上”。一个人对另一个具体的个人越来越没耐心，有时候甚至一个家庭内部也是如此。当我们说“快递小哥”，是真的在谈一个具体的个人吗？有基于我们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了解吗？我比较关注公共事件，但更希望落在具体的人的身上，通过实际的链接，而非想象。

如果做不到破除人与人之间还在不断修建的壁垒，起码努力用文字架起一个沟通的可能性——非虚构、小说、剧本，大哥大、小灵通、座机，拿起何种工具不重要，只要能达到彼此对话的目的就好，至少提出沟通的愿望。

项 静：我也这么认为，写作就是沟通和理解。一方面好像是我们选择生活去写作，另一方面写作有时候也引导、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写作让人去发现问题，去探究和质疑，写作阅读变成我们与世界交流最直接的方式。除了写作，在这特殊的一年，一定也看过不少书，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书吗？

董夏青青：疫情期间读了董竹君女士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以及梅厄夫人的自传《我的一生》，印象很深，她们都是经历过历史大潮而再度安然踏上海滩的女性，有在绝境中开创局面的能力，坚强地度过一生并影响了很多人。

项 静：抚慰人心和共情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比较关注思想，又有一段时间人们关注技术和美，其实文学还有实用功能，交际（亲人、朋友之间的书信、唱和）和抚慰。我也在你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安慰，那种用心塑造出来的情感空间，发出过对读者的真诚邀请。

董夏青青：谢谢，这次对谈也是疫情后我们的第一次聊天，借着聊写作知道彼此都挺好的，真的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