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广袤新疆的军旅中走出的董夏青青，以其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 使人印象深刻，而她对当下军旅、边塞生活题材的艺术探寻显然并未止步，新作仍在不断发表，像今年《十月》第四期的中篇小说《狍子》，以及《人民文学》第十期的短篇小说《礼堂》等，只不过后者是将“视角”转向了东北边关。在我看来，董夏青青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有关军人和军营世界写作的真正成熟。这里的成熟，意味着与前几代军旅作家们的不同，包括从文学语言、结构方式、文本完成的不拘一格，到生命观、价值观以及对“牺牲”的不同诠释等等。
在此之前，边境关塞长时间呈现出的文学表达上的荒凉，已经让人们把那些个光是地名就可以点燃诗意的地方给彻底遗忘了。她的率性而又严谨的写作，她对军人或者说对人的灵魂孤寂的深刻觉察，她对草木土石人马牛羊甚至松鼠旱獭山鹰独狼明察秋毫，并以温情目光平视的文学之眼，都让我们耳目一新。
但是，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读者的心？作者到底给出了何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观、阅读体验？这需要我们认真阅读，仔细探察。
从《科恰里特山下》的首篇同名作品，还有《垄堆与长夜》一类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即刻就会感觉到，这些打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小说，既存在某种超级写实、甚至是眼见为实的“真”，同时也存在一种可时时让文学人物或读者的意识抽离出现实的“幻”。一方面，她笔下的人物的确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边防军人、边地居民，而且就待在某个地图上可以查到的地方，他们的日常作息、父母亲人、婚姻家庭也都大致清晰可辨，甚至与芸芸众生并无两样；另一方面，由于作家风格鲜明的叙述方式，特别是其目击边地生活时所体会出的“意味”的绝然不同，会让我们不断地跟随人物或者是作者的诗思、意绪，在瞬间完成对个体生命与自然物象的无限遐思，作品中的诗哲气息会让读者也常常跳出三界之外。真与幻，现实中的苦涩、困顿、犹疑，与艺术世界里的怪诞、诙谐、啼笑，构成了其短篇小说引力场中的两极。所以，董夏青青小说艺术的重要特色，就在于一种诗性的写作。这里的诗性写作，既包括了小说语言的空灵跳脱、叙述方法的自由自足和小说人物“自我意识”的充分发育，也包括了小说作者在观照世界时的超验性体悟和存在之思。
如此的话，真正重要的可能是，董夏青青在这些顺手采撷而来的故事中，精心处理了某些非同寻常的经验“事实”，并且，由于她总是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存在之思和宇宙意识灌注其中，作品中的当代生活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沉思和反省的品质，人的主体性一望而知。我们看到，和现代诗歌的基本形态一样，董夏青青的这些小说也对阅读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至少从样式上看，不再那么中规中矩，人物、环境、对话，故事的起承转合之类要素，不是被摒弃了，就是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每一篇作品的开头或结尾都很“任性”，似乎可以从任何一句话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段落结束。作品的语言随人物意识的流动而跳跃，作品的结构高度开放，时间与空间伸缩随意，有时候，全部的“剧情”只不过是连串意象的叠加或拼贴。这与传统上一切都指向“主题”并伺服于“主题”的类型化写作当然不同。例如，有一个关于牺牲的场景：“排长带一行六人过冰河时，冰面破裂，排长的马打滑侧摔，排长跌进冰窟，顺水而下。随行的人下马去追。透过冰层他们看见排长扬起的脸，却无法抓住他。”作者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接下来会是关于突如其来的悲伤和对痛失战友的渲染吗？不是。“我”（叙述者）只是偶尔会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他，掉下去的会不会是自己？如果掉下冰窟的是自己，有谁会追出去那样的一段距离？”而自从排长出事，另一位也曾经一同巡逻的“李参”，则每晚都会戴上迷彩作训帽睡觉，因为排长没成家，也许就没回南京的老家，还在这里逛荡，他不希望排长在夜晚的梦里叫醒他。
为什么没有了对悲剧、悲情的刻意强调和烘托，没有了对死亡的仪式化的伤感，牺牲这个事实本身看上去反而更痛楚，更加可信，其价值也更显得如其所是，而不是被哄抬为某种离谱的荣誉“价格”？这是我们在论及董夏青青的小说时需要留意的。在以往的大部分小说中，牺牲往往都是故事之核，是戏剧的高潮部分，在铸就形而上的殉道模式的同时，死亡的“光环”不仅会让一个血肉之躯空洞化，也可以在技术上终结叙述的困境。但我们知道，有时候那并不十分贴切，古老圣徒故事的套路在现代情境下还可能会造成思想的悖谬。在开放、昌明和祛魅的现代世界，军营、边关发生的一切，当然也要经得起常识的检验，经得起理性的判断，这个“常识”、“理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意识，具体而言，包括了对人（军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充分认知。董夏青青作品中的时代意义恐怕正在于此。因为她和她写到的那些青年官兵、甚至她潜在的读者，都是在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想象，不管从知识建构还是从人文素养看，他们理应具备了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格。换句话说，她的写作本身是隐含了对一定“接受”高度的期许的，她鄙视“文学”幌子下的各种低级哄骗。即如对死亡的看法：当不幸降临时，当至爱的人离去以后，作为“事件”它当然有一定的公共性，乃至新闻性，但从根本上看，死亡乃是独立个体的归宿问题，更具私人性质，生命的终结及其价值确认，首先是基于某种自我完成意义上的判断，而非其他的外部规定。死亡不能被挪用，尤其不可以被用于消费。
《狍子》和《礼堂》或可当做姊妹篇来阅读。在黑龙江、兴凯湖中游弋的船艇部队巡逻官兵，宛若荒岛上的鲁滨逊，他们隐忍、克制地坚持的，其实是一种已经与世隔绝的秩序、一种可能完全不为“外部世界”所看重的荣誉。但这些人心中有自己的乌托邦，而且有自己牢不可破的信念。再一次，读者可以从中感知到董夏青青“荒野意象”带给我们的现代意涵，军人们身后沉重苦涩的现实不言而喻，但这个现实，毋宁说是“社会”的，还不如说是“自我”的：每一个体都在独自承担、独自奉献，独自斟饮命运所酿造出的五味杂陈，从望子成龙却已经意气消沉的父亲，到不争不“抢”的艇队教导员，抑或是自次元动漫世界走出的大学生士兵，这些形象都在重申某种个体性，也都在自我解放、自我完成的生命旅途中蹒跚，多半情况下已经跳出了“文学”或者是“小说”的特定圈套。
整体上看，董夏青青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种苍凉、凄美、忧郁的色调，但作家于婉转低回中仍能做到哀而不伤，正如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扉页上的题跋：雪山倚空，冰壑照人。我想，这既符合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美学气质，也是作者的一种叙述腔调。她塑造的那些士兵、士官、军医、连长、牧人、商贩、司机，还有他们的亲属，都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底层奋斗者，这些人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大都是通过高考经军校从戎，或者是从环境极为不堪的社区直接入伍，他们进入社会，攀爬职业进阶，或有鸿鹄之志，或都只是燕雀，精神方面的导引力量若有若无。然而他们还是在寻找、在探路、在历险，在天地不仁的山川地理间颠簸行走。他们的心智是何种样式？他们的意志靠什么支撑？又如何实现自我救赎？这都是董夏青青深深浅浅尝试去触碰的主题。幸而她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也已经随时代的变迁“进化”到了拥有高度自我意识的阶段，他们会选择和甄别自己的生活及其意义，他们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他们真正的自我实现也许无期，他们心灵的塑造过程更是难免艰辛，但他们可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铺路石。
虽难知晓个中苦辛，独步新疆10年，探访边塞军营，出入牧人毡房，现在工作变动，又有了可直抵任何陆上国土的“采访”便利，董夏青青俨然闯进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尽管昔日商旅、僧侣和探险家们用双脚丈量过的路途，今天已经被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揭去部分神秘面纱，但要独步领略极地的险峻，透视边疆生活世界，打开边地军民沉默的心扉，绝非易事。在我看来，董夏青青的方法，用得上“谛观”二字，她是虔敬而专注的。她适应了那里的水土，听懂了那里的语言，也理解了那里众生的悲苦欢欣。她是个出色的聆听者。不过，她在向我们“复述”听来的种种奇谭怪闻时，那些看似未经打磨、保有自然机理的素材本身，实则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即便有时候她和盘托出的彷佛是一个滑坡的山体，亿万年前地质构造的裸露与今天表征着速度与激情的公路的尴尬拥抱，也会令读者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