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所谓“出圈”的问题。“出圈”常常用来描述某个“爆款”的为人所知，乃至爆得大名。在这个出名要趁早的年代，“出圈”成了人们念兹在兹的目标，这也似乎恰好对应了今天的流行心态：人们不再满足于圈内的小打小闹，他们渴望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广阔的人群认可，即便不当什么“爆款”，也坚决不做籍籍无名之辈。于是，借助媒介的力量，名气的口耳相传，终于从小圈子播撒开去。此之谓“出圈”也。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成功“出圈”的案例当然数不胜数。比如不久前一个被冠以“北大中文系足球队”的微信公众号的横空出世。它妙趣横生地将“just do it”的广告词改成了“just lose it”，简直让人惊掉了下巴。原来，这是一帮球技不佳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纯粹为了自娱自乐，而将输球的战报写得妙笔生花，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粉丝。这里有意思的是，别看他们一场球输十个输八个，却能把失败自嘲的文章写得摇曳多姿，令人捧腹之余，亦能有所指涉。几乎每篇“10万+”的效果，显然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以至于国内知名足球网站也争相转发，一时间风光无两。于是乎，一不小心“出圈”了。

聊到“出圈”的话题，我忍不住要将它与我们的文学圈联系起来。文学的“出圈”有没有可能呢？不得不承认，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这种可能性已然变得微乎其微。当然也不乏反例，比如科幻作家刘慈欣。从获得雨果奖的《三体》到改编成电影的《流浪地球》，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一直局限在小众圈子里的中国科幻文学带到了寻常百姓面前。科幻文学是这样，那么“纯文学”呢？倘若也要找出那位众人期待的“出圈”者，想必非“诺奖”封神的莫言莫属。作为首获殊荣的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纯文学”的小庙当然放不下这尊大佛，普罗大众争相一睹尊荣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群众还是群众，普及和提高的工作仍然有待加强，对于作家的天马行空和汪洋恣肆，他们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还在小声嘀咕：“似乎不大看得懂啊”。当然，“出圈”的“大神”终究还是“大神”。作为“诺奖”之后的首部作品，莫言新近出版的《晚熟的人》已经在不长的时间里卖掉了50万册。尽管这里“看热闹”的肯定比“看门道”的人多，但也显然令“圈内”人无比咋舌。

行文至此，文学批评要不要“出圈”的话题，就很自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也是最近众多青年批评家热切关心的话题。这也难怪，今天的文学批评同样分享着无人围观的焦虑，以及被时代抛弃的不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文学已死”的声音不绝于耳的时刻。这个问题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批评应该向公共领域争夺人口，去争夺观众。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去“圈粉”，去“蹭流量”。然而，打破圈层壁垒固然重要，但也需认识到，“出圈”并不容易。包括前文谈及“出圈”的种种热闹，也都是极偶然的个案，更多的文学从业者终其一生只能在“圈内”默默耕耘。

由此来看，倘若我们的批评家能够讲漂亮话，可以与娱乐明星争夺流量，与“网红”比拼才艺，这固然令人振奋，但如若他们不具备这些本领，没办法“出圈”，也不用太过沮丧。因为文学批评本质上还是有一定门槛的知识行为，犯不着跟所有人较劲。换句话说，批评固然无处不在，但真正有效的批评，或许有时候只能是少数人的志业。因此，在这样的融媒体时代，批评一方面要拿出改变的勇气，去了解现实，适应现实的变化，但有时候也需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能自乱阵脚。

最近，中国作协取消了会员们的一大“福利”，不再给他们寄送某学术刊物，理由是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会仔细认真地阅读它。这种浪费令人心痛，学术传播的效力也让人着急。然而我们也需注意，指望学术“出圈”原本就不靠谱。或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在被拆开的刊物中，只要有一个人在认真阅读，并启发了他的思考，就很难说这种传播方式是截然无效的。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这些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学院派批评”。不可否认，一些糟糕的“学院派批评”正在败坏它的名声，以至于我们将话语呆板乏味，行文程式化，学究气浓厚，酷爱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等诸多罪名，都一股脑地算在它头上，甚至几乎所有对批评不满的人都要来顺势“踏上一脚”。然而纵然有千般不是，但论起文学批评来，“学院派”显然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总是抱怨“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批评活力的重要来源，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其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展现的作品阐释力，暂时还不是更能“出圈”的随感式评论所能替代的。因此借口它存在某些问题，转而去拥抱那些“野孤禅”，想必也不是什么科学的态度。这么一来，关于“出圈”的话题，我们就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