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一部难解的书，古往今来，无数人用心血和汗水在这部书的天头地脚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就像孔子编订《春秋》，后人为之作“传”与“注”，后人的后人又为“传”与“注”作了“疏”……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却至今无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真正读懂了它。自从《乡土中国》被列入中小学生必读书目，那些原本冷僻的社会学术语，诸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等，十一二岁的都市少年都可以脱口而出；但人人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在“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传统熏陶下，费孝通先生的名著被化约成一个个四字成语，背后却是说不清的何为“礼俗”、如何“差序”。费著开宗明义，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便为中国社会定了性；而在尊“城市文学”“都市小说”为文学发展方向的今天，如此“乡土本色”，已渐渐落寞成文学期刊上的配角，甚至沦落为满足读者猎奇心态的点缀。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在临终前不久写下的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他创作生涯的缘起和总结。任何心怀责任感的作者和读者，都不应该只看到自己所身处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即使每天映入我们眼中的是高耸入云的“中国尊”“广州塔”，即使我们驾着特斯拉奔驰在双向十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上，也不应忘记，我们还有无数父兄、无数弟妹栖居于被炊烟熏黑墙壁的黄泥小屋、驱赶着耕牛走在田埂上。何况，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根还在乡村，容不得我们数典忘祖；更何况，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轰然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不允许我们置若罔闻。

也正因为如此，贾兴安的《风中的旗帜》（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才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远方父兄们生存的不易，嗅到了汗水滴落土地的气息，听到了他们急于摆脱贫困的迫切呼唤，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优秀共产党人率领亿万中国农民奔向小康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它没有落入同类题材作品常见的局限与窠臼，不满足于概念化的描述和主题的抽象拔高，而是通过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和生动感人的细节，令读者身临其境，使读者的心同小说中人物的遭际紧紧勾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鲁迅先生曾自我检讨说，“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但正是在这些被人“一向轻视”的平凡生活中，闪烁着人生的真谛和世间的真理。《风中的旗帜》就像一部当今农村生态的百科全书、一幅太行山东麓乡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上至“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脱贫攻坚的伟大工程，下到山村百姓的婚丧嫁娶、家长里短，事无巨细，无不被包容吸纳进这浓缩着作者长期基层工作经验的30万字篇幅中，或详尽或简略，都真真切切让人体会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深重含义。

《风中的旗帜》写的是皇迷乡党委书记王金亮到任半年多时间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自然是小说的题旨所在，作者也确实让主人公为读者擘画出一幅山乡巨变的壮美蓝图。但是，全书的叙述重心却放在了规划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上。这些困难来自各个方面，或是有某种后台势力从中作梗，或是平民百姓日常琐事中的无意为之，或是囿于传统和习惯的循规蹈矩，却无一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仿佛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将每个人都牢牢笼罩其中，而实施者们也因此面临着种种困惑，难以纾解。于是我们通过书中让人啼笑皆非的现实认识到，乡村发展振兴之途漫漫修远，坎坷遍布，俨然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因为题材的原因，《风中的旗帜》很容易被人划入“主旋律小说”的范畴。但是，当细细读过这部交织着凝重宏大的现实主义与细腻感人的生活细节的作品后，你会惊喜地发现它已经突破了某些同类作品的瓶颈。对类型小说（特别是悬疑小说）优长的借鉴和突出的影视剧风格，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同样是塑造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却并没有将他们描写得完美无缺，而是充分展现出他们的个性，直面他们性格中的缺陷，不溢美，甚至不隐恶。21世纪之初中国仍然是“乡土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差序格局”，仍然带有浓郁的“礼俗社会”色彩，费老所提出的社会权力的四种形式仍或多或少地在发挥作用。我们在《风中的旗帜》中看到的是青云县、皇迷乡以及山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重重障碍，比如，一个普通村民可以在分地时叫嚣“我姨夫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我就要占那个地方”；而小说中王金亮多次被村里人比作“包公转世”、结尾处老百姓几乎全乡出动“十里秧歌送书记”，那种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朴素的认知和情感也便不难理解、甚至令人动容了。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这两句诗虽是由一代枭雄所吟出，但其间的确弥漫着一种不凡气度。真正的共产党人自然不会将“封侯”牵挂在心，更不会像小说中齐书记那样虽然明知“风中的旗帜”的寓意、却因一味求“稳”而酿成大祸；惟有如王金亮那般，将个人前途置之度外，敢于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写下灿烂新篇章者，才是真正于沧海横流中显示出了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