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这部作品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叙事，同时又具有人物传记的形态。围绕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孕育与诞生，作者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中包含着考证和历史研究的性质，同时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从一个侧面写一段革命历史，同时也写了个人的生命节点。“红色起点”是新的红色文化起点，作者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和细节，写得非常具体。

《起来》主要是写聂耳的生平和他的音乐创作，围绕聂耳及《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又写了19人传记，用这么多人物证明历史，这种写法非常有启发性。书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上海人，但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不仅有商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有革命文化传统，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缺席过大的历史潮流。环境和文化塑造人，文化就是人的灵魂。

从写作方法来看，《起来》显然具有多重意义和多种追求。它是文学叙事《风云儿女》电影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它是历史梳理：作家耗费了不亚于论文考证的功夫，文后还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资料，如档案、报刊文章、回忆录等不下200多种。作为纪实类的写作，无论是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当然都不允许虚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感情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一样。虚假是对我们感情最大的破坏，而文学丧失了情感价值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文学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要把全部的事实和证明过程写在书中。如第一章写聂耳，便大量地把聂耳和文本中作者叙述结合起来，希望无缝连接，这是非常困难的。后续各章也插入了大量的资料，如果引文太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气。对于纪实文学而言，发掘人物与写好真实的故事是最重要的，至于如何把丰富的历史事实与收集到的多方面的资料组织在文本中，这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