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一生作一总的回顾与评价，我们会发现作家创作达到巅峰的时期正是他全力投身于美国社会斗争，即所谓的“激进运动”时期。正如格兰维尔·希克斯所说，“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多斯·帕索斯那样直接地描写变革，伟大的社会变革，具有20年代特色的革命的变革”。多斯·帕索斯的主要作品《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赚大钱》）1938年结集出版之后，作家的政治方向开始转变，在美国的政治地图上来回交叉走了一遭，渐渐趋向于右翼，这在他的创作上也留下了明显的衰败印记。人们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在他嗣后的创作里，无论是《一个年轻人的冒险》（1939）还是《伟大的计划》（1949），他不仅在思想上走向反共，艺术上苍白无力，就是创作才力也显得枯竭。所以，在多斯·帕索斯身上，文学史学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流血的心理创伤，一个创作活动的分水岭。
综观多斯·帕索斯一生中思想与情感的历程，不难发现，他后期与左派运动决裂，他的反戈绝不是偶然的。人们可以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找到他思想上的一些倾向和弱点，它们最终导致他成为一个极端的戈特华特共和党人。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致使美国学者汤森·勒亭顿问道：“人们怎么可能把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鼓吹者与《美国》三部曲的作者视为一个人呢？”由于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坛上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艺术道路是当时时代极富有代表意义的现象，更由于他的激进文学的经典著作《美国》三部曲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的史诗之一，对他的前期思想和作品作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对于了解美国20世纪最初30多年的文学史，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一群作家与文学评论家从左翼转向右翼的历史的与社会的背景，都是极有裨益的。
多斯·帕索斯从1912年至1916年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哈佛正处于继奥斯卡·王尔德1882年美国讲学之后风云而起的唯美主义运动的后期。波士顿的知识分子捡起唯美主义的旗帜，在音乐、艺术、文学中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正如马尔科姆·考利说的“唯美主义者竭力在19世纪9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创造一个牛津的余象”。美国文艺批评家万·魏克·布鲁克斯曾经这样描述他在哈佛（1904—1907）的岁月：学文学的学生都倾向于鄙夷他们的国家和世纪，崇拜远离当代美国的事物和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耽读帕塔的著作，未来的诗人和小说家心里充斥了意大利艺术。多斯·帕索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一年级结束时，他在1913年7月号《哈佛月刊》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阿尔米》。小说描写一个英国少年（像作者自己）在开罗偶然瞥见一位姿色动人的黑眼珠少女，不久，她便消失不见了。英国少年连夜画了一幅少女的肖像，并开始在全城寻觅她。但找到时，她已嫁给一位赶骡车的，蹲在破屋里做饭，大声吆喝她光屁股的侄子，少年完全失望了。人们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哈佛唯美主义对他的影响。不过他很快就腻味了前拉斐尔派诗人所赋写的过分讲究遣词造句的诗歌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他在1915年5月号《哈佛月刊》上发表小说《唯美主义者的噩梦》，描写一个羸弱的年轻人带回一尊维纳斯像，放在大学寝室里，一次喝了酒，在梦魇中击碎了雕像，醒来之后发现破碎的维纳斯躺在地板上。这是多斯·帕索斯对唯美主义者矫揉造作的讽喻。
作家离开剑桥——哲学家的天堂之后，1916年10月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反对美国文学》，这对于考察和研究他的早期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显示了作家对工业主义的不安和对物质主义的憎恶，他的观点与对美国社会和文学持批判态度的魏克·布鲁克斯甚为接近；它同时也表明作家受到惠特曼关于美国图景思想的强烈感染。他说，从英国移植到新英格兰然后到中西部的美国文学是斯文的、抽象的、无根的，缺乏民歌与传统的基础。而如今，工业主义把与过去联系的桥摧毁了。美国必须接受惠特曼关于建立伟大文学的挑战，要不就会变成“现代世界的西西里岛”，文化上非常贫乏而物质上却异常富有。多斯·帕索斯一离开哈佛就将自己置于反对传统的、无根的美国文化的反叛者的地位。他的这种批判精神由于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得到了升华和发展。他在大战中创伤般的经验是促使他一生观点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他已不仅仅是浪漫的对现实持不满态度的哈佛八诗人之一了；战争把他卷入世界政治漩涡的中心，战争的残酷使他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他1916年12月12日从西班牙给马文写信道：“对我来说，战争中有一些东西非常令人沮丧，要是欧洲这样愚蠢地摧毁它自己的话，我所做的一切，我所写的一切看来是多么廉价，毫无用处。”
在凡尔登前线，多斯·帕索斯作为救护车队的司机目睹了许多战争的惨状，他在《美国》三部曲的《一九一九年》中描述了当时战争的恐怖和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慑和不幸。多斯·帕索斯认识到，战争完全是由谎言、欺骗和并不参加打仗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恶行所滋养起来的巨大的肿瘤。他完全同意约翰·里德在《谁的战争？》中所表达的观点：“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在法国看到越来越明显的可能发生革命的信号，他希望在美国也发生革命（但对于革命的目标和内容，他却完全茫然），因为只有革命才能使各民族摆脱现在的政府。
正是基于作家在大战中的经验，他筹划写一部关于美国军队生活的书，描述污秽与单调，以表述人仅仅是沉沦的奴隶、号码、炮灰的心境。他希望小说能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一份有力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文献。他1920年出版了《1917年：一个人的创始》，1921年出版《三个士兵》，两部小说都是反战的，认为战争不仅导致大教堂的毁灭，而且导致对往昔崇高思想信任的幻灭。《三个士兵》描述卷进战争与军事机器的个人——约翰·安德罗——的尊严的毁灭和无助，弗莱德里克·霍夫曼在《二十年代》中认为：“战后小说没有一本像《三个士兵》那样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军队和战争的憎恶。……压倒一切的象征就是那凌驾于个人之上，将个人的抱负和希望都摧残殆尽的机器。”
处在苦闷绝望之中，正在梦想为人类寻求出路的年轻的多斯·帕索斯，必然和纽约格林威治村正处在鼎盛时期的《群众》成为知音。以麦克斯·伊斯特曼为主编的《群众》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对美国社会已具有一种朦胧的批评思想的多斯·帕索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他正在寻索的新思想。《群众》的激进很快为他所有，欧洲战争的经验使他迫切期望看到社会革命，使他更加容易接受新鲜的观念，不管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他开始严肃地对美国政府和社会进行批判，这种态度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他希望人们有勇气再次高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卡玛涅拉》，向新的巴士底狱挺进，他担忧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漫长的欧洲文明的死亡，而几乎没有自己本土文化的美国将因此而一起消失，他希冀寻找一种新的政府体制，一种新的经济学说，正如他在给朋友乔治·圣·约翰的信中说的：“生活在这种覆灭之中是很美妙的——也许这种覆灭也是临盆的痛苦。”
作家的无政府主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如美国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可以表现为一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激进思潮。
1925年，多斯·帕索斯发表长篇小说《曼哈顿中转站》。小说在艺术上更臻成熟，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讽刺了纽约城一群人的生活，鞭挞了物质主义、因循、政治腐败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乏。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追求一种他称之为“本土的激进主义”思想。他把这种本土的激进主义界定为一种超越政治的激进主义，独立地表述各种激进思想。麦尔文·兰德斯伯格认为，“多斯·帕索斯的激进主义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受一种捍卫或重申历史性的自由和维护文明的愿望所激励”。为本土激进主义所驱使，他于1926年5月成为《新群众》的执委委员。从此，由于与迈克·高尔德等激进分子的来往日益频繁，与左派“新戏剧家社”的关系日益紧密，多斯·帕索斯在30岁时开始了一生最活跃的政治活动时期。但是，从《新群众》创刊开始，多斯·帕索斯和高尔德等人的思想就是不一致的。从他同高尔德的论战可以看出，即使他作为左派的同路人或者在许多人看来他已成为美共党员（实际上他从未加入过美共）的情况下，在政治观点上他更为接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作家、《为生活而斗争》的作者巴罗哈·伊·内西，后者认为“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在社会革命中唯一能起的作用仅仅是破坏而已”；在社会理论上与《自由人》编辑阿尔贝特·杰·诺克更为融洽，诺克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认为国家是一个掠夺性阶级阻碍经济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强迫性工具。
多斯·帕索斯在1927年投入拯救两位面临死刑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樊塞蒂的斗争。他清晰地看到美国社会中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的现实，认为这在“赤色恐惧症”中炮制出来的肮脏的案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掌握政权的人们和争取掌握政权的人们之间的世界范围斗争的一部分”。他后来在《赚大钱》“摄影机眼（50）”中描述了这次斗争的绝望，提出了著名的“我们是两个民族”的论断，表明他在对资本社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美国》三部曲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在20年代，由于“迷惘的一代”的出现，美国现代文学道德历史的一章结束，这在多斯·帕索斯作品中最清晰地表述了出来，他结束了那一代人的追求，把它的价值带到30年代的社会小说之中。他运用乔伊斯式的语言，新的试验性的文学技巧“新闻短片”“摄影机眼”“人物小传”等，展现了20世纪最初30年中作为群像的美国人——实际上的主人公是“美国社会”的生活与命运。小说以一个在美国公路上孤独无援的流浪汉开始，他“没有职业，没有女人，没有房子，没有城市”，总之他没有任何归属，在“散向夜街的人流中独自快速地走着”，“在夜里，需求的欲念在脑海中旋转，他孤独地踽踽而行”。小说描写了12个主要人物，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压力作出了种种不同的回答，其中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印刷工人麦克，他后来脱离了激进运动，在墨西哥过上了小资产阶级生活；一次大战时的空军英雄、飞机设计师安德森，对革命没有真正的信念，道德上放浪不羁；没有文化、命运多舛的水手威廉斯，在商船上干活，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时时遭受失业的威胁，醉生梦死，几乎成了一个“生物人”，最后在酒吧间斗殴致死；公共关系寡头摩尔豪斯，虽然才能有限，但靠权术却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哈佛唯美主义诗人、善于踏着社会的阶梯向上爬的萨维奇，为了权宜的利益而放弃了和平主义观点和诗歌；激进的犹太罢工领袖本·康普顿，投身革命，因为拒绝参战服役而被投入监狱，后被开除出美共；瓦萨学院学生玛丽·弗伦奇，拒绝接受美国社会的价值而参加社会工作和激进运动，虽然个人在社会与私人生活方面连续遭受不幸，仍然执著地投身激进洪流。小说各人物的命运互不相关，各自成章，中间穿插了自传性的“摄影机眼”51篇，提供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新闻短片”68辑，包括美国各阶层著名历史人物的“人物小传”28篇。
我们可以看到，凡布伦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美国》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多斯·帕索斯崇尚凡布伦有永久价值的精细的外科医生般的分析。他写信对威尔逊说，在凡布伦的分析中似乎藏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火药，因为他似乎是唯一的一个有才能的、批判地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的人。《美国》三部曲所描述的世界，纯是一个凡布伦的世界，即商业破坏生产，盲目追求金钱与利润对生活的破坏的世界。多斯·帕索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被异化的人们、被排挤在社会之外的人们、在生活中失败的人们和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在小说中，他表明财阀控制的美国工业主义不仅摧毁了农村经济模式，而且也摧残了美国宝贵的传统道德与政治信条。战后随着工业扩张、繁荣而出现的“爵士时代”对金钱空前的贪婪和占有欲，使多斯·帕索斯感到幻灭和失望，认为这种繁荣加剧了在美国业已存在的精神堕落。因此，《美国》三部曲始终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反映了作家对诸多的现代社会问题无从回答而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所以《美国》三部曲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左翼”小说。卡津说：“多斯·帕索斯从来没有接受过一种团体的思想，所以将他与30年代激进的作家们相提并论就不可能理解他作为小说家的发展。他很早就开始激进，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所有时期他都遵循自己的自信的异常独立的道路。”
从以上对多斯·帕索斯前期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的轨迹——这是解开他思想发展、创作思想上的矛盾的关键。作为一位飞黄腾达的纽约律师和一位南方名门贵族闺秀的私生子，“在旅馆中度过的童年”对他一生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都在寻觅归属，寻觅一个根，选择一个祖国。由于哈佛唯美主义对他的影响，他一生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把参加激进运动也看成是一种艺术探索的需要。但是，正由于他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的立场，正由于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而只能囿于他固有的一种不是黑就是白的思想方法。当苏联国内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扩大化、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犯了“左”倾的错误时，他动摇了。他父亲所崇尚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纪”“杰弗逊式的民主”又在他身上点燃，他开始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政治方式”。他脱离了左派运动，而转入右翼营垒，是他的思想，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美国》三部曲反映了作家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也反映了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潮——即美国当时时代的思潮——终于成为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摘自《美国》三部曲，【美】约翰·多斯·帕索斯著，朱世达译，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