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孙费利克斯所住的地方，从前是一家理发店。虽然显而易见的是，那里没有什么卖得出去的东西，但他总是会稍稍装饰一下橱窗。比如，他把我那些老旧的系带子的黑靴子放在一只鸟笼子里；用棉絮填塞一件粉红色的紧身胸衣，然后将它放在一辆玩具小车里；他把一张塞满了钉子的椅子涂上人造黄油，据说想以此向两位著名艺术家表示敬意。

很久以来，一个潦倒的橱窗模特儿在这个田园世界里一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至他对她感到厌烦了，于是对所有的一切进行了重新布置。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这个模特儿。

自此以后，我不再独自一人生活。这个模特儿坐在我的摇椅里，穿着我青年时代穿的连衣裙，戴着60年代的假发，像个孩子一样舒展她那双细腿。她名叫胡尔达。我若是轻拍一下椅子，她差不多会摇摆五分钟之久，似乎很享受这样的节奏。孤独的老人喜欢自我对话，而我则更喜欢有个面对面的人。胡尔达是一个全神贯注的听众，一个富有教养的女儿，一个举止优雅的女友，她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不跟陌生的丈夫们搭讪。

有时我向胡尔达请教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该吃什么？“抹上番茄酱的鲱鱼。”胡尔达说，“或许再加上一小块土豆，就行了。”我们俩不需要很多东西。医生说老年人倒是应该多喝东西。“全是扯淡，”胡尔达说，“别听他的话！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摸索着起夜有多么困难”。不言而喻，我觉得胡尔达的忠告要比其他人的更为重要，因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跟我说话。对，对，我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对话会持怎样的看法。可我究竟伤害到谁了？谁会听这样的话，谁又会对此感兴趣呢？

“你为什么偏偏叫她胡尔达呢？”我的外孙费利克斯问道。

我的弟弟阿尔贝特有过一只玩具娃娃，就是叫“胡尔达”这个名字。本来是我的玩具娃娃，可是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每当圣诞节他收到的礼物总是锡兵，可阿尔贝特很讨厌那些士兵。我把胡尔达转让给他，我们就可以偷偷地玩过家家的游戏了。

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阿尔贝特排行老六，比我小一岁。好在我们兄弟姐妹如此之多，以至于谁也没有时间用教育学的方式过分地打扰我们。直至我已长大成人，我们的大哥恩斯特·路德维希才向我透露说，有人偶尔观察过阿尔贝特玩的玩具娃娃游戏，然后担心他可能长得酷似某个有异装癖的叔叔。

若是阿尔贝特还活着，他一定明白我的意思。胡尔达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尽管也已经上了年纪，但还很苗条修长，关节没有浮肿，身子没有佝偻，鼻子没有流涕，眼睛没有哭红，鞋子没有矫形。唯有血色从她苍白的脸上剥落下来。顺便说一句，胡尔达虽然不是真正的女人，然而第一眼却是看不出来的。可若是你脱下她的衣服，那么一个雪白的毫无女性或男性特征的身体就会暴露无遗；若是摘下她的假发，那么一顶平滑如镜的秃头会熠熠闪光，唯有戴着假发才会让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胡尔达是个雌雄同体的天使，是一个靠着装扮可以变成任何一个角色的生物。

有一段时间我接受送餐服务，可后来又把它退掉了。这样的饭菜太过丰盛，也不合我的胃口。只是对那个年轻人的遭遇，我感到很遗憾。他总是稍稍和我聊聊天。我不是很清楚他究竟读的是哲学还是社会学。至少他认为我并没有思想僵化，因为偶尔他会对那些我觉得全新的思想和理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阿多诺要求一个人拥有个人权利，可以毫无恐惧地成为另类。”这句话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我的青年时代，我绝不会想到一个人还有这样的一种权利！

阿尔贝特为何自杀，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件事跟胡尔达有点关系。在我们的游戏中，阿尔贝特是母亲，我则是父亲。

那位社会学专业大学生留着马尾式的头发，戴着耳环，这就是我这个老傻瓜给他仓促归类的原因。结果有一天他带了女友过来，我不得不修正我的世界观。当我宣布取消送餐时，我将阿尔贝特的戒指送给了他：玛瑙做的浮雕宝石，上面是一位希腊哲学家英俊的侧面像。精神上的亲人正如血缘上的亲人一样，都可以是遗传所得。

严格地讲，和我的孩子那一代的年轻男子或者我自己那一代的年轻男子相比，我更喜欢当今的年轻男子。阿尔贝特是我可以和他咯咯笑个不停的唯一男孩。男人被教育说不许肆意地号啕大哭和哈哈大笑，女人却可以成为永远的孩子。我和阿尔贝特没完没了地突然狂笑，这对老师而言或许是一种负担，但对一个年轻人是有好处的。费利克斯和那个哲学系大学生没有为此花过心思，他们可能出于毫无意义的动机发出扑哧声。可我几乎一辈子都因为缺少它而感到遗憾。

我十岁的时候，阿尔贝特问我是否更喜欢做个男孩子。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马上想起我的兄弟们要比姐妹们拥有更多的自由。“男孩子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说。“男人可以去当兵，打仗时被射死，”阿尔贝特说，“可男人没法穿漂亮连衣裙，也没法戴着珍珠项链。”

他对漂亮裙子、香水、玩具娃娃以及女红的偏爱，或许成了他的灾难。父亲把他送往寄宿学校。这本是好意，爸爸挑选了一所革新学校，在那里居于中心位置的并非普鲁士式的训练，而是推动人的整体发展。然而，这个问题是无法补救的，因为矮胖且不喜欢运动的阿尔贝特在那里也被强制参加体育课，这些体育课折磨着他。唯一安慰他的就是学校里的那位女厨师。

阿尔贝特一定会和我的外孙及那位大学生——他可能叫帕特里克——相处得更好，而不是和寄宿学校里那些粗鲁的同学。有时我制订了大胆的计划：我想邀请费利克斯和帕特里克一起参加追思阿尔贝特的茶话会。首先这两个年轻人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其次我想和他们谈谈我那死去的弟弟。

可在此之前我得对这个家进行一次清理。也就是说，自从我的女友米勒不再活在人世以来，我早就想做清理了。我和米勒是多年的好朋友，墙上挂满的那些拙劣的艺术品，都是她当年送我的东西，而在她生前我出于敬意又不能扔弃。米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但毫无品位，这一点不得不说。在我们青年时代最先有了丢勒的那幅兔子画，大家现在确实还可以争论这样的画作。接踵而至的是一幅用干花制作的自己粘贴的画作，马掌，玻璃小动物，雕刻和涂色的木头拖鞋，有着小画像器皿的铅字盒，钩织的大象垫子，穿着民族服装的玩具娃娃，以及铁制的气压计。

或许当它们真正消失的时候，那些年轻男子才相信我从未喜欢过这类东西。可是把它们弄到哪儿去呢？而紧接着，人们或许要给墙壁裱糊一下或者至少粉刷一下——这所有的理由就在于，我还没有和胡尔达及那些年轻的男人一起安排过我的派对。或许在春天，根据我的经验，我的身体会更好一些，我会感觉到拥有更多的精力和生活乐趣。我将烘焙华夫饼干，这个我一定得做成，此外还要提供浓咖啡（或者他们只喝淡淡的药茶）以及很多的掼奶油。阿尔贝特喜欢奶油。之后再来一杯雪利酒——或者最好之前？胡尔达应该穿上我的浅黄色尖领真丝裙，再穿上从爸爸的工场里生产出来的象牙色绑带鞋。我本人穿了两年体操鞋，以前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我们的爸爸更加不会。但你可以说自己想要什么，体操鞋要比有鞋垫的鞋子明显便宜，像拖鞋那么舒服，同时完全经得起踩踏。米勒死了，她的那些行为规矩我再也不用管了。

（摘自《冷夜来客》，【德】英格丽特·诺尔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