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出差”就意味着干活儿。他不喜欢干活儿。这一点从他接的案子数量大约就知道了，五到十月以来，共接了六个活儿。月均一点二件。他仍嫌多了。倒不是因为落到他头上的活儿永远是最麻烦最难缠的那种，而是他清楚，麻烦总是接二连三，永远都不会停止的。他也明白完全不工作是不可能的，但他可以把握的是，保持一种进度——一个月，一件事，最多一件半。不能再多了。他不喜欢干活儿却喜欢出差，分不清楚究竟是喜欢到陌生的地方，还是喜欢这种闯入陌生里去的感觉。又或者，仅仅只是喜欢“出差”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它和“出神”差不多。

不管情不情愿，这是他出差的第四天，十月二日。

这地方叫秀山，一个三省交界的土家小城，他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医院。小城里有五家综合性医院：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院及两家民营医院。其他只能称为诊所，不作考虑。

来这儿是为一个叫作吴留芳的人，三十四岁，主城一所三甲医院执业医师。二十七天前，其作为投保人向一家保险公司提请了理赔申请——而他受雇于这家公司，确切地说，是他雇主的理赔调查机构为这家保险公司所服务。

理赔这种事情很寻常，不寻常之处在于，此人购买的这份重大疾病险，额度较高，合二百六十万元，并且时间点有些敏感，刚过等待期。一般对等待期的理赔各公司都是较为慎重的。经分析，保险公司内部认为有恶意投保的嫌疑。归结几点：一、投保人的职业便利；二、投保人病情的特殊性。吴留芳是甲状腺癌，一般人听到癌症，可能天就塌方了。事实上，这个病治愈率非常高，是所有癌症中治愈率最高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被称“懒癌”。投保人作为医生不可能不清楚这点，且时间点可疑——在得知患癌后投保，拖半年以上再申请理赔。医生是具备这个经验判断的。还有，投保人的配偶是本保险公司下属机构员工，从业有那么些年头了。除此，公司还发现吴留芳也在其他公司投保，合十一张保单，总额五百多万。所以，这是有问题的。问题是，你明知他有问题，但毫无漏洞。保险公司确信他通过职务之便私下检测得知自己的病情，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这么干过。一方面，保险公司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投保人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众所周知，理赔速度既是保险公司的口碑，也是赖以生存的基石。情形特别复杂的也只有三十天。于是，这个案子在强烈焦虑中转移到了第三方——也就是他雇主，杨吉林那里——安琪尔保险安全调查服务公司。随后，他被从另一个任务中紧急召回，纳入这个行动小组，只负责一件事：调查取证。

对他来说，不管这个案子还是其他案子，判断的核心只有一点：作案就会有痕迹。“痕迹”是一种笼统的描述，但并不玄虚。譬如习惯，人的很多习惯是相通的。如果你测出癌症，免不了要再做一次乃至多次检查，来确认这究竟是否是事实吧？毕竟侥幸心理人人都有，这是共性，也是人性，跟你是什么职业身份无关。吴留芳若事先得知自己患癌，在长达近一年时间完全若无其事也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痕迹。

杨吉林接手此案后，指示团队继续加大对就诊信息搜寻，是个笨办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以投保人第一份至最后一份保单为时间线，在全市各大医院进行排查。相当于是，在近十万份甲状腺专科就诊信息里搜索一份能证实他在投保前或投保期内的依据。时间哗哗流逝在无穷尽的资料里。在此过程中，他提出——借助一些必要的资源——将检索重点放在对投保人的轨迹热点上。万一，吴留芳是在其他城市或地方再做甲状腺癌检测呢？杨吉林坚决反对。原因很简单，现在光市区这边信息搜寻都难以为继，网撒得越远，难度越大。

他干脆独自行动——就像之前若干次那样——花了两天时间，获悉并梳理吴留芳最近七个月的行程，的确有所发现：投保人曾两度离开重庆主城，一次是去上海，参加一次医学活动，为期三天；更早的一次，是回秀山老家。

他选了秀山，出于一种直觉——但也不至于像丢骰子那么随意。他预感到吴留芳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是在大多数人身上会普遍发生的，这是一种惯性。第四天下午，在县人民医院，他终于找到了一份与投保人极为近似的彩超记录，包括这个“患者”的名字：吴芳。显然，这个化名也是一种惰性。一个无法纠正的差错。

那一瞬间，他松了一口气。对自己的工作他满意了，但心底涌起的感觉——极其复杂也难以形容。

从医院离开后，他疲惫地回到留宿的地方——一间外观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商务酒店。至于它的内部就不说了。就像一个黄澄澄的柚子，外表光洁，令人垂涎，但掰开后，只是一堆棉絮般的东西，没有糖、维生素，连水分都不存在。选这个酒店，因对面是静园小区，吴留芳的父母住在这里。这种观察纵然间接，但并非无用。从老人显现的状态，你就可以得知吴留芳的实质究竟如何。当然，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

躺在床上时，他发现自己并不想要休息——来补足这几天丢失的睡眠。也不想告知杨吉林这个消息——道理十分简单，对你的老板，如果没有一点点抑制，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他压制。如何相处不是问题，不过是你牵着他或他牵着你，但平衡很重要。

按说，成功取证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相反，他感觉很糟。他闭着眼想了很多，投保人，还有投保人那个家。他努力摒弃着脑中杂念，渴望寻求一种平衡。事实上，他发现自己只是需要一些酒而已。多年习惯让他在工作状态里可以滴酒不沾。痛快淋漓地喝上几瓶，则往往是对工作完成的一种额外报酬。

酒店下边，右拐，是条很老旧的街区，每个小城都有一条这样的好吃街。沿街都是门户洞开的小餐馆，将锅灶尽可能地推到行人的眼前，门楣上悬着夸张的霓虹招牌，天黑后，那些复杂的光亮会照彻整个巷子。

在一家烧烤小店，他从下午吃到晚上，准确地说，是喝到了晚上。他点了不少烧烤，但它们只是补偿式地放在不锈钢盘里。他很难做到喝酒的时候还能吃下更多东西。对他来说，这是两件独立的事：吃饭是吃饭，喝酒就是喝酒。

当然，他喝醉了。

他只要想喝醉总能如愿——或者说，只要沾酒他就可能喝醉，就像肺腑里安装了一种什么神秘的装置。但无法控制的是酒后突然发生的那些空白。那些北方人叫这是什么？“断片”。很形象。就如一部惊悚电影，你正陷入情节之中，紧紧攥着双手，突然，影院断电了，眼前一片漆黑，反过来也成立：空白。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跟旁边桌上的一个姑娘说了什么话，然后她旁边有个男娃儿站了起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好像是撞击。嗯，他醒来时，脑子左侧就像被一辆五菱宏光撞击过，还留有被碾轧的刺痛，晕眩，以及躲藏在疼痛后头的一种浓厚的虚无感。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就像此刻，他完全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眼前的一切，荒芜、陌生、狼藉一片，以及悲凉。

他花了几秒时间，发现自己坐在一间邮局门口，靠着一扇卷闸门。眼前是一座社区广场，就在他喝掉第一箱啤酒时——那时还清醒着呢——这儿还是一块丰腴的喧闹之地，挤满嘈杂的乐曲和翩翩起舞的中老年妇女。欢乐分属三个不同的集体，各有一台硕大的音箱；分别有自己的灵魂人物，领舞者；各有一爿领域——尽管界限不甚明显，但泾渭是分明的，因为每台音箱的鼓点和乐曲是大不一样的，于是她们用音响来限制与排斥，相当有效。而他在稍远处听来，那些音乐就像一团失去控制的棉花，三种不同的节奏搅拌在一起，形成一种奇怪的共振——可正是这种蛮不讲理的粗暴的噪声让他感到心安。在影影绰绰的广场一侧，是市政摆放的一排石桌石椅，围拢了男人，烟不是夹在指间就是耳后。广场上仅有这片可怜的区域是属于他们的，斗地主只需要三人，看客们却不受人数限制，里外几层，将这儿包裹得严严实实，地上全是烟蒂。而现在，那些嘈杂与人影通通消失了，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清扫而走，只剩被遗弃于地面上的那些食品包装盒、塑料袋、踩得发黑的餐巾纸、浓痰、小孩的尿液、花坛边上的狗屎，以及随处可见的喑黑的烟头。

（摘自《相遇》，宋尾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