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1892-1927）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笔名“我鬼”。出生后9个月，其母精神失常，旋被送至舅父芥川家作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家庭氛围对其日后的生命历程和文学遍历皆发生很大的影响，芥川中小学时代的读书经历或阅读范围包括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等近代日本文学巨匠的作品。1913年，芥川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1914年与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两次复刊《新思潮》，促进了文学新潮流的文坛传播。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名作，有《罗生门》（1915）《鼻子》（1916）《芋粥》（1916）等，确立了芥川新兴作家的地位。1917年至1923年，先后出版了《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春服》等6部短篇小说集。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始自历史小说，后转向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题材，最后则是现实题材小说。1927年7月24日，因健康、思想压力等多重原因，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时年 35岁。一般认为“芥川自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相关，使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到了强烈的时代躁动与不安，过分敏感的神经令他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逃向了通俗小说，芥川龙之介却苦于无法效仿。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心中苦闷，“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芥川之死”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人谓之为“北村透谷第二”。此外一年一度、延续至今的“芥川文学奖”亦是日本现、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大奖，在文学创作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奖掖和推动作用。
芥川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在小说，样式上擅长的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获夏目漱石高度赞赏。《鼻子》的创作特征，在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特定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实现了再创作。短篇名作《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出处同样是《今昔物语》。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朴素而简单，显现为一种没有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芥川却给那般“存在”增添了人类的“认识”与“逻辑”。芥川的历史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性虚构探究了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罗生门》的描写悬念迭起，同时显现出故事中探究抽象理念或哲学问题的意欲。仆人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生存理由中，饿死抑或沦为盗贼。另一部历史小说代表作《地狱图》，亦在环环相扣的精湛描写中，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哲理性或理念性的艺术画面，通过一种极端化图景展示了权力与艺术的对垒。《地狱图》也被称作芥川龙之介“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前后历时仅10年余（1916-1927）。创作倾向上，他厌弃自然主义的忠实告白，题材上则选择了无关乎“自我”的往昔世界——《鼻子》《罗生门》《地狱图》《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乃至《戏作三昧》等，皆为特具类型特征的历史小说。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一般认为，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芥川却以近代式理性的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有观点认为，芥川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另一方面，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念或作家气度也曾受到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影响，其现实生活异常纯粹，一切围绕着文学。他十分了解日本、中国和西洋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对日本的和歌、俳句、现代诗歌乃至古代美术和戏剧，也有着很深的造诣或了解。芥川龙之介又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有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一种另类批评值得一提。在当代日本著名文论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曾提及举足轻重的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的装置”或超越论式意义缺乏清醒的自觉并认为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惟有晚年开始厌弃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行人认为，重要的并非芥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这样的评价有趣而独特。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实际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的观察基于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柄谷行人这些评价异常难得、准确地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芥川小说的中文译介，最早见之于鲁迅、周作人编选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鲁迅最早翻译的是芥川的名作《罗生门》和《鼻子》。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鲁迅、方光焘、夏丏尊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罗生门》和《鼻子》仍采用了鲁迅的译作。夏丏尊翻译了若干中国题材小说如《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外加芥川非小说类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中国游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界和翻译、研究界一直重视芥川龙之介在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中国日本文学翻译、介绍新的高潮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楼适夷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吕元明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一些日本文学选集中也重点纳入了芥川的作品，如文洁若、高慧勤分别选编的《日本短篇小说选》等。1998年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200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魏大海主编的《芥川龙之介全集》。
总的说来，芥川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评论等多种文类。汉译《芥川全集》悉数翻译、出版了芥川的非小说类散文作品。但多数散文、随笔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惟《中国游记》是个例外。游记包容了时代、国别、地域等比较性的多种文化要素，为特定的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本或素材。
有趣的是，除了《中国游记》，芥川在1924年的随笔《僻见》中还论及章太炎。
“先生确乃圣贤之人。时闻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赞扬葛饰北斋、痛斥涩泽子爵，闻所未闻哪位日本通似章先生那般一箭射向因桃而生的桃太郎。先生此箭，其真理性超乎所有日本通的雄辩。”
在短短12年创作生涯中，芥川写过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及大量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芥川的小说文字典雅、洗练、辛辣、精深有趣且寓意深刻。散文中屡屡成为中心话题的《中国游记》，则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断层，是“日本人眼中现代中国”的代表性文本之一。芥川散文的特色首先关联于其短篇小说“鬼才”的特殊文体或写实性的写作功力；其次在于有感而发的作家秉性，善于观察提炼、显微阐幽、直抒胸臆；芥川散文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则是文豪的博文强识和博通经籍。这样的文体特征同样显见于《中国游记》和《侏儒警语》。博古通今学贯西东的现代文豪熟知西洋、欧美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事情，是其文章的美感来源之一，也在其真实感受的如实抒发。
芥川强调并于创作中证明，他所尊崇的文艺美学首先是真实，许多真实的场景或感受若是不写出来，其小说、其散文、其游记就会白白失去真实性，也会对不起读者。这种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芥川与中国文化名流章炳麟的面晤对谈中。他写到章炳麟的一段表述：“那么，为了中国的复兴，该怎样做才好呢？此等问题不论去怎样解决，都不可能来自空谈。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其方法，并非演绎自一个片面的主张，而是从无数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这才叫作识时务。识时务之后再制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前面提到芥川敬佩章炳麟的学识与人格，包括章对日本民间艺术形象“桃太郎”的凌厉一箭。然而有趣的是，芥川在与章炳麟的现场对话中却表现得十分尖刻。芥川并不屑于做一个“识时务者”。他一面对中国、西方的文化艺术不吝溢美之辞，趣味津津地比较中国女人与日本女人的美丑；一面又毫不掩饰、直言不讳地挑毛病。
芥川散文中《“私”小说论小见》《芭蕉杂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和《西方之人》等文艺杂论，从各个方面论述、讨论、辨析了文艺的本质。文论中，芥川表现出博览群书的大家风范，且从各个方面强调了自己对于文艺或艺术的认识。他在《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一文中，说到自身的定位问题，他说：“不知是谁给我贴的标签，我成了所谓‘艺术派’的一员。（世界上恐怕仅有日本存在这等名称或存在产生此等名称的氛围）我并非仅为自身人格的完成而写作，当然，也不是为革新现今社会组织而创作，我的创作只为造就我内心世界的诗人或造就诗人与记者。故此我无法等闲视之‘野性的呼声’。”这，或许正是芥川所有文学创作的一个注解。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