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曾祺生于1920年3月5日，按旧历，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这就让“年节”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他的家乡在江苏高邮，大运河边上一座小城市。想起“故乡”，第一个跳到他脑海的词汇，大概就是“过年”：“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小城里。过年，过节，看迎赛城隍，看‘草台班子’的戏，看各色各样的店铺，看银匠打首饰，竹匠制竹器，画匠画‘家神菩萨’，铁匠打镰刀。东看看，西看看”，他记得这些日子的颜色、声音与气味，或许这些注定了他“只能当一个作家”。（《我是一个中国人》）

对于少年汪曾祺来说，大年初一是服务日：“我早早就起来，到后园选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这种铜丝是穿珠花用的，就叫做‘花丝’，把这些骨朵穿成插鬓的花”。汪曾祺还在腊梅珠子花里加了几颗天竺果，腊梅黄，天竺果红，串在一起，好看！“我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我的祖母，送给大伯母，送给我的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五六十年后，汪曾祺还为这份手艺得意不已：“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腊梅花》）

小时候的汪曾祺也没有“今天是生日”的意识，只管过家乡称为“灯节”的元宵：“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七十书怀》）自制兔儿灯，须去找戴车匠买轱辘，于是戴车匠也参与到孩子们的快乐中：“戴车匠看着一个一个兔儿灯从街上牵过去，在结了一点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锣鼓声中，爆竹硝黄气味，影影沉沉纸灯柔光中。”（《戴车匠》）故乡的“过年”，叠印在汪曾祺的记忆里，除了看灯、放鞭炮、赌钱，另有最鲜明的两块，一是吃食，二是春联。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年”对于儿童的重大功用，莫过于可以放开吃喝，又可以吃到平日吃不到的肴核。在汪曾祺回忆中，过年时的“吃”，重点突出的是一种仪式感，既包括家人的团圆——平时是饭同锅吃菜各自炒，只是“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也有“慎终追远”的意味：祖母手制的年菜，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慈姑丁合烩。这鸭羹汤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汪家是清初从徽州歙县迁来江苏高邮的，这道年菜，象征的正是不忘祖先。

到了大年初一，仍然是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汪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汪曾祺很得意地回忆：“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我的家》）

有些物事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像平时家里不包的包子，过年前家里备了面和馅，请包子店师傅来家做一上午，正月里有客人来，蒸一盘待客。扬州、高邮的包子都很出名，但似乎都不是家常食物，或许这是南北之间的特点？汪曾祺的祖母吃斋，因此会单做一些马齿苋的包子，别人不吃。汪曾祺是什么都要尝一尝的，他对马齿苋包子的结论是“不难吃，也不好吃”。还有廉价的炒米，“天寒岁暮”，“最是暖老温贫之具”（郑板桥），也是过年请人来家炒，一炒炒够一年的（汪家人多，要炒一石糯米），放在专门的炒米坛子里。“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故乡的食物》）。

还有一样过年必不可少的，就是咸菜。汪曾祺1948年在北平吃过四姐张充和做的“十香菜”。按汪曾祺的说法，“十香菜”也不过是苏州人过年吃的常菜，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出，置于一盘。高邮的过年咸菜，有“大咸菜”，用大缸腌的青菜，比油菜大得多，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有“辣菜”，是用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我的祖父祖母》）。更特别的，是观音庵的尼姑仁慧送来的四色咸菜，用小瓷坛装着。这些咸菜是风过了再腌，“吃起来不是苦咸苦咸，带点甜味”。仁慧每年年底，能用咸菜换得百十块钱，不愧是观音庵当家尼姑。

炒米，咸菜，汪曾祺说，是家乡长期贫穷或动乱的产物。“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咸菜汤里有时会加茨菰片，都不算好吃的东西。可是多少年后的一个春节，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菰肉片，沈从文品评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汪曾祺由是对茨菰又有了感情，北京的菜市场，也是春节前后才有卖茨菰的。汪曾祺每见必买，买回来，家里人也不怎么吃，他一个人一边吃，一边想念家乡的咸菜茨菰汤，家乡的雪。

满大街的店铺，汪曾祺天天路过，见惯烂熟，一到过年，招牌之外，多出来的就是春联。汪家两家药店，春联都是汪曾祺祖父自撰，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都是藏头嵌字，工且雅，不愧是“拔贡”的手笔。1943年的小说《除岁》里，主人公父与子商量大门上换什么春联，定下的是“频忧启瑞，多福兴邦”。后半的成句是“多难兴邦”，但儿孙的顾虑有道理：“大年下，用个‘难’字让老太爷看见要不高兴。”那“忧”字何以不换呢？反正后面有“启瑞”，哈哈。这就是写春联的讲究与艺术。

各行各业都有符合自己生意的联语，“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异秉》）像孟家的炮仗店，万年红春联抹上熟桐油，亮得发欢，上面用刘石庵（墉）体写八个字：“生财大道 处世中和。”很能见出店主的身份（《最响的炮仗》）。理发店的春联无此霸气，但更切当，道是“走进来乌纱宰相，摇出去白面书生”，文雅一点的则是“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汪曾祺小时候很喜欢理发店，可能是因为理发师都干干净净，待人亲切，不以“贱业”为耻（《风景》）。

但是棺材店过年不能贴春联，大年下的，连店家自己都不能盼着生意好，对吧？（《小学同学》）也有的店铺似乎不需要春联，但也会有些新鲜花样，像东街上的澡堂子，在草巷口往西的墙上钉一个人字形小木棚，晚上还挂个小灯笼，俨然是一块专属的广告灯牌。过年前，上面会贴一张黄纸告白，上写“正月初六日早有菊花香水”。汪曾祺说，这主要是告知大众：初一到初五澡堂子不开业。

吃，玩，看。汪曾祺少时的“年味儿”与常人无殊，但他的关注点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从小汪曾祺就关注人们“吃什么和想什么”，还可以加上“玩什么”。人们怎样过年，吃了什么，春联上写什么，玩物是什么，其实是年复一年的套路。唯其是一种常年沿袭的固定套路，反而最能见出地域特色与社会生态。

二

汪曾祺的作品中有几个过年的画面，给人印象很是深刻。

一是1943年的《除岁》。那一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到四年级，即将毕业，但终于因为英语与体育不及格未能毕业。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多写情绪，少有叙事。这篇小说却通过父子、来客的对话，凸显了抗战初期小城急景凋年的艰难愁烦。从父子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多少字号要在公会的名单上勾去了”，“守岁酒都吃过了，还没个分晓”，抡二爷、詹世善……米业的惨淡经营，同行的淳厚与运蹇，都娓娓地铺排在对话里。这一切是因为抗战，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命运在这个除夕交织纠缠，照例的对饮、写春联，也像是一声无奈的苦笑。窗外是故乡的风俗“敲岁尾更”：“——嘡，睡醒些，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水缸上满，铜炉子丢远些，小心火烛啊……嘡……嘡。”只是结局还不算沮丧，“远翁”来访，说到前线的反攻、汉奸的被捕，甚至老詹的事情，也有了着落。“你是百节之虫——”像是说主人，也像是在说米业或国家。终于宾主都发出了“真正的笑”。客人辞去，父子俩的眼睛都落在了未干的春联上。“春联非常的鲜艳。一片希望的颜色”。

1943年的汪曾祺自然还不够成熟，但他对气氛的准确捕捉、对人物的侧面描写以及关注乡土社会小人物命运、写实又不肯断绝最终的希望，等等，这些日后为人瞩目的特质，都体现在《除岁》这篇小说里了。

三十多年之后，在1980年的《岁寒三友》里，汪曾祺又写了一场除夕聚会。靳彝甫从外地回来，卖掉了视若性命的三块祖传的田黄，得来的两百大洋，一分不剩，放在了两位老友——无路可走的陶虎臣，家徒四壁的王瘦臣——面前。变动时代中小人物相濡以沫的义气与温情，在这个除夕慢慢地洇开在寒冬的空气中，似乎要挽回前文所有的悲惨与不公：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汪曾祺一直醉心于描写这样的“寂寞与温暖”，而这寂寞，这温暖，也每每与年节相映衬。当然也有反面的描摹，像《珠子灯》里的孙小姐，丈夫死后，家中凡物不许擦拭，只有过年才会大洗一天；《小姨娘》里的章家，不让划拳碰杯，不能撒酒疯，过年可以赌钱，但也不许打麻将推牌九，“在这个家里听不到有人大声说笑，说话声音都很低，整天都是静悄悄的”，年节的热闹反衬出了这个大户人家的凄凉。

到了1981年的《七里茶坊》，这种“人间送小温”更是扩展到了不相识的人之间：

“这样天气，你们还往下送牛？”

“没法子。快过年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

……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

“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小王已经睡着了。

“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我老是想着大个儿的这句话，心里很感动，很久未能入睡。这是一句朴素、美丽的话。

为了写这句“过年了，怎么也得让坝下人吃上一口肉”，汪曾祺观察、思考、寻找了很多年。张家口的过年颇有些凄惶，尤其对汪曾祺这样的游子而言。汪曾祺知道，“张家口坝上、坝下，山药、西葫芦加几块羊肉爊一锅烩菜，就是过年”（《马铃薯》）。他在张家口也经历过“‘卫星’上天，‘大王’升帐，敢想敢干，敲锣打鼓，天天像过年”的日子，还有来到张家口劳动的第一年，过年也不让回北京，农研所那个“一贯右倾”的所长，“他知道我们右派分子每逢佳节很难受的，他把我们几个右派分子搞到他屋里打麻将。他没有宣布我们是右派，他只是跟组长以上的人说了一下，一般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哥儿几个是来干什么的”（《心地明净无杂质》）。还有一年，演话剧，指导木工做了布景，让老乡大开眼界。演完戏，连妆都没卸干净，汪曾祺就上了火车，赶回北京（《随遇而安》）。就是这些寂寞中的温暖，让汪曾祺写下了“过年了，怎么也得让坝下人吃上一口肉”这句朴素美丽的话。《七里茶坊》发表后，汪曾祺曾收到浙江一位念化学的大学生来信，信中说：“你写的那些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支柱。”汪曾祺大感欣慰，觉得这位读者读懂了自己的作品“内在的感情”（《对读者的感谢》）。

在1985年的京剧《裘盛戎》里，汪曾祺再一次写到了“寂寞中的温暖”，他写的是1969年的旧历春节，裘盛戎在江西某矿体验生活，却在除夕当晚因为“扮演革命英雄人物，差距很大”，被宣布“停止排演”，他感到“我的心好比是一朵雪花儿，在黑夜里飘飘荡荡！迷茫，怅惘，凄凉。……”这时矿上的工友赶来，都要求听裘盛戎唱戏，这给了心灰意冷的裘盛戎巨大的安慰。

汪曾祺喜欢抒写“寂寞中的温暖”，是他的审美观、文学观决定的。沈从文曾反复告诫这位得意弟子“千万不要冷嘲”，经过年轻低谷时期的调整，汪曾祺的笔触从萨特式的厌恶与玩世不恭，变得“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而“年节”在汪曾祺小说里的作用，往往是以这个在民族心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刻，将环境的“绝望”与“希望的颜色”融成一体，造成一种情绪上的落差，反而能达到“真正动人”的效果。

三

汪曾祺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受戒〉重印后记》）。在汪曾祺那里，“民族传统”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恰恰相反，它是可以触及的、内在于生活的。“过年”便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

汪曾祺在1985年写过《桥边小说三篇》，里面有一篇《茶干》，写酱园老板连万顺，每到过年，就会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本街孩子敲打；又会点四张走马灯，还会给牵着兔子灯绣球灯马灯的孩子们换新蜡烛。作者在小说结尾发出了疑问：

预备锣鼓，点走马灯，给孩子们换蜡烛，这些，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年年如此，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这成了制度，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地对待这些事呢？这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理？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年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毋庸置疑。按张中行的说法，所有节日里，“与年节相比，其他都是零星的，一瞥而过”（《节令》）。莫言也说“只有春节才是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过去的年》）。诗人于坚则说得更诗意：“节日是日常生活和大地的颂歌，节日的目的是让人感激和享受生活，意识到人和宇宙、自然、季节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使人敬畏大地、传统和祖先，感受永恒。”（《昔日，昆明的节日大多是民间的……》）古人有元日饮屠苏酒的习俗，而饮法与“有酒食，先生馔”的传统礼俗大相径庭，是讲究年少者先饮，“自小饮至大，老人最后”，其理据说是“少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时镜新书》）。可见年节是指向未来的，原来就是儿童与少年的节日。儿时的年味最浓，最无忧无虑，人人皆有体会。

这样看来，大人们在年节中对孩子的纵容，包括连老大宗教仪式般地为孩子服务，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汪曾祺喜欢回忆年节、描写年节的缘由，当然也并非因为“与神鬼佛道有密切关联的是过年过节”，而是年节本身，特别足以引起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按照汪曾祺的看法，“地域文学实际上是儿童文学——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自称“有何思想？实近儒家”的汪曾祺，认为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他自认的“抒情的人道主义”。故而，欢乐的年节与悲凉的现实之对比，犹如儿童时代与成年岁月的映照，最是能看出成长的艰难、童心的可贵。

很反讽的是，清末民初孜孜追求“少年中国”的启蒙者们，却大抵反对过旧历年，认为旧历年“繁文太多”、“迷信太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直接采取公历纪年，多次宣布废除旧历，也包括年节。100年来，政府曾多次努力实践年节废旧用新，然而直至今日，被视为农业社会孑余的春节，仍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对“民族传统”的坚守，有时也就体现在对节俗仪式的坚持之中。汪曾祺写过：“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春节，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在山西人是大事。”汪曾祺的好友林斤澜也写过，一位戏曲老艺人，在十年噩梦中戴过高帽子，画过猫儿脸，坐过“喷气式”，跪过搓板，早请示晚汇报自报家门辱骂祖宗三代……别人问他什么最苦，他说：过年没吃上饺子（《年糕》）。对节令吃食的坚持，也就是对“年味儿”的坚持吧。

汪曾祺喜欢年节，当然不是喜欢那些繁文缛节，以及鲁迅笔下强调秩序与身份的“祝福”。他愿意年节是美的，而且是平等的。因此汪曾祺非常关注“穷人怎么过年”。他谈到过家乡习俗，“在立春日有穷人制泥牛送到各家，牛约五六寸至尺许大，涂了颜色。有的还有一个小泥人，是芒神，我的家乡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奥芒子’。送到时，用唢呐吹短曲，供之神案上，可以得到一点赏钱，叫做‘送春牛’。……送春牛仪式并不隆重，但我很愿意站在旁边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岁交春》）。古代文人喜欢画“岁朝清供”，在汪曾祺看来，就是要规避富贵人家过年的俗气，“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才真是岁朝清供。倘若连梅花也买不起，寻不到，也不打紧，“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变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岁朝清供》）。这就是将年节艺术化了，带着童心的审美，这正是汪曾祺对人间的温爱与同情，“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难怪他将写出这种诗的宋儒称为“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在1989年春节，曾题一律赠友人出版家范用。题跋是“忽忆童年春节，兼欲与友人述近况，权时拜年”，诗曰：

醒来惊觉纸窗明，雪后精神特地清。

瓦缶一枝天竹果，瓷瓶百沸去年冰。

似曾相识迎宾客，无可奈何罢酒钟。

咬得春盘心里美，题诗作画不称翁。

1992年春节，碰上“岁交春”，即正月初一与立春为同一天，汪曾祺颇为兴奋，很孩子气地盼着吃春饼——春饼加上萝卜、生菜，就是“春盘”。汪曾祺还专门为这一天写了一篇《岁交春》，说“北方人立春要吃萝卜，谓之‘咬春’。春而可咬，很有诗意”。一个72岁的老头儿，欢欣鼓舞地等着“咬春”，确实应该“不称翁”，而只是一位终生热爱年节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