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这个话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实际上是要谈什么是好文章，同时又牵涉到什么是好书。这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种抽象的高度，探讨书评的“标准”和“品格”，难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两三千字，显然，想完全讲清楚、说透，不大容易。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讨论的必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系统研究和高明见解，有的只是读书和工作中遇见的一些实例，以及由这些实例和一些流行说法不一致而产生的困惑。

关于书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书评是评介好书的，要把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般来说，这话当然不错。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如此。但如果从宏观的意义上来概括一个“好书评”的总的概念，这种说法就需要讨论了。从总体上讲，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书评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因为有许多书评，就是专门批评的，而且很有价值。俞平伯评丰子恺《子恺漫画》，就是一页一条地挑毛病。但这些意见，我们今天读来也仍受启发。《文艺研究》杂志有个书评栏目开了十余年了，其中的书评就多以批评性的为主。《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指出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长达370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这篇书评一万多字，列举了许多硬邦邦的证据，主题就是批评。书评发表后，学界震动，但普遍称好。李伯重先生甚至专门就此话题写了长文，经我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李先生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使我们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来对国人违规行为进行惩戒的尴尬，确实为我国人口史学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庆幸才是”。所以说，评介好书或评书“之好”，只是书评的一部分。好的书评，并不就是“好书之评”，也不就是“评书之好”。

也有人说，评论要全面、客观——这也不尽然。周作人1927年写过一篇文章《谈〈谈谈《诗经》〉》，通篇批评胡适的《谈谈〈诗经〉》。此文被收入钟叔河编订的《知堂书话》，可见算作书评，没有大错。周氏此文评论胡适的解诗“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您看，连讽刺带挖苦，这能叫客观吗？而且，对胡文其他方面的贡献和长处，周氏几乎一句没提，显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谓“客观”一说，也要看对谁而言。当年受葛剑雄、曹树基批评的那位学者，就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一点儿也不“客观”，而是“学阀、学霸作风”。据我近30年当编辑的观察，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评论家对自己著作的热情肯定、高度评价都是客观的，而且，评论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评价得越有高度，被评论的作者就越会认为这篇书评非常客观。你把他比作鲁迅再世，他也大都会认为比较客观，虽然口头上会说过奖，但绝不会愤怒。在我们旁人看来，大多数批评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虽偶有言辞尖锐、刻薄，但所论事实大体不差。而许多溢美之词与所评之书的实际的距离，要远远大于批评之于被批评者偶尔之偏差的距离。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却是，大多数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诉诸法庭；可对于明显过分拔高的表扬、赞美，让人肉麻的谀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作家怒斥评论者严重失实、恶意诽谤的，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人愤而将过度严重的赞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坏”等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都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对谁而言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明确，许多问题讨论不清楚。不同的人，对书评的期待、要求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传，作者希望听到社会反馈和有价值的专业意见；读者呢，一般读者希望通过书评了解书的大概内容和特色，而专业人士则关注书评所讨论的学术问题。这些要求深浅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异，很难同时满足。

比如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书评要写得有文采，要生动活泼，至少也要写得通俗，要让人爱读——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也不错，但也同样地不尽然。先说“有文采”和“生动活泼”。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算不算有文采我不知道，但肯定不能说有多么生动活泼。杨联陞评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选释》、评周策纵编的《文林》，这些书评都说不上生动活泼，而是严肃端庄。事实上，学术理论方面的专业书评，严肃、严谨，不做没有根据地发挥、渲染，恰恰是其优点。“通俗”“好读”，也有不少反例。《读书》杂志是最有代表性的书评杂志之一，上面有的文章就比较高深，高深到连《读书》的老主编范用和沈昌文都说看不懂，但也不能就此说，这样的书评就不是好书评。

另外，这个话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虽然书评不一定都是评“好书”的，但毫无疑问，与“什么是好书”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而什么是好书，简直与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一样，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现在大家公认的几乎所有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化经典，不管是莫泊桑、海明威的小说，还是叶芝、徐志摩的诗，什么《水浒传》、四书五经，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一概都是“封资修”，是“四旧”“毒草”，都被付之一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几年全国人民痛骂《论语》，对孔夫子本人也搞大批判，甚至人格侮辱。那几年的全国各大报刊上说到孔子，客气点儿地直呼孔丘，大多时候都叫“孔老二”。这些批《论语》的文章当年可都是发表在中国“最最最”权威的报刊上的“最最最”好的书评——这个“最最最”就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同样一拨儿人，40多年前狠贬《论语》，过了一二十年又把《论语》捧上天。那么请问，好书的“标准”在哪里呢？这些历史，是不是需要首先向现在的年轻人大概讲讲清楚呢？

有的朋友会说我这是在抬杠，在玩儿“奇葩说”。其实不然。因为一个问题要讨论清楚，就要认真，就要适当深究，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书评”，并没有说是只讨论某一时期的某一类书评。既然如此，就要考虑到书评的各种情况，各种类型，还要研究同一本书在历史上所受的不同评价，予以研究讨论，最后总结概括，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按照学术化一点儿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一个概念。

可是，通过小文上面的讨论，我发现这个事情恐怕不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的。见仁见智，都会有一定道理。如果非要我正面地说一个意见，刚才说了，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倒也简单。书评既然是文章的一种，那么，关于好文章的所有标准、“品格”，我认为都适用于书评，这就是所谓“一般性”和“普遍性”。而书评是主题和内容方面以书为主、与书有关的文章，这就是一点儿“特殊性”。好书评就是把好文章的“一般性”寓于并体现于书评的“特殊性”之中，既具备好文章的一般品格，又能较好地照顾到有关书的内容，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篇好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