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参加书评写作的讨论，又一次想到，书评写作，如今在写作界——无论是文学艺术的还是学术研究的写作界，非议多多。非议中说什么的都有，诸如红包书评、人情书评、广告书评、营销书评、雇佣书评、评奖造势书评、溜须拍马书评、赞歌浮夸式书评、恶意贬损式书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名声不是太好。而对优秀书评的褒奖、对客观真诚书评的尊重却几近寥寥。于是，在各种专业领域，对于书评写作者，相当一些专家学者不是侧目而视便是漠然视之。可是，写作界和出版界的大量出品又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把新书信息四处传扬，日趋活跃的国民阅读更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的导引和解读，线上线下的媒体也在祈望通过书评把作者、出版者和读者集合到一起，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和点击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边是名声不彰的处境，一边是毋庸置疑的现实需求，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书评的尴尬风流，于是，忽然就有了一个念头：拯救书评！
为什么要拯救书评？
书评写作，当落到了红包、人情、广告、营销、雇佣、评奖造势、溜须拍马、赞歌浮夸或者恶意贬损等等铜臭味、世俗气十足而文化学术价值被忽略不计的尴尬境地的时候，难道还不需要拯救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活跃期，书评写作曾经有过颇受关注的岁月，当时李健吾、萧乾、沈从文、朱光潜、常风等就是当时比较受关注的书评家。1928年，李健吾以20岁出头的年纪，在书评写作上一骑绝尘，在《大公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针对鲁迅、周作人、伍光健等文学界大人物的译作多篇批评性书评，此后又对巴金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和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发表批评性书评，引发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坦诚而激烈的讨论。李健吾还对当时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发表了高度肯定的书评，对当时读者还不熟悉的作家作品给予大力推荐，为李广田的《画廊集》、何其芳的《画梦录》、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写下热情洋溢、富含学理、见地独到的书评。回想起来，自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对李健吾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书评家，又有多少专家学者敢侧目而视或者漠然视之呢？其实，更应该反过来说，如今又有多少书评家能够像这些前辈书评家以高质量的书评文章赢得社会、专业普遍的尊重呢？虽然，这些年并不乏优秀的书评家和高质量的书评文章，只是这些为数并不多的优秀者已然为过多的劣质书评所遮蔽，铜臭味和世俗气弥漫书评界，不能不令我们有了拯救优秀的书评家和书评文章名声的想法。
书评地位的高低，确实是可以从书评家受到行业尊重和需要的程度看得出来的。现今，在文学圈子里发展的人士，似乎做专业的文学批评倒是光昌流丽的文学正道，庶几还可以谋上一两个优秀文学评论奖，而做书评的且不说肯定矮人一头，也不会妄想获个什么书评奖——好像从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奖，甚至连在文学圈子里是不是入流都有危险。可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却与今迥然不同。1935年萧乾在天津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曾为书评写作大声呐喊过：“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请注意，只需要两个批评学者，而书评家却要50个，需求是何等的急迫，书评文章是何等的受关注！不少人并不知晓，作家萧乾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竟然是《书评研究》，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出版。当时萧乾为了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他还在《大公报》上组织书评写作讨论，设计了“作家谈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邀约到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撰文，成为写作界的一时之盛。
为了让书评再成写作界、出版界的一时之盛，必须拯救书评！
那么，如何拯救书评？
其实说来简单，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书评在哪里落到尴尬境地就在哪里拯救。前面列数书评的种种铜臭味和世俗气，归总起来看，就是在其精神品格缺失时发生的。
拯救书评应当从拯救书评家的精神品格做起。
好的书评家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写作书评是一种职业，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个人思想的表达，可是也不能“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还要有对文本负责的担当，对专业负责的使命，要有社会公益精神，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理想和抱负。眼下书评的口碑不佳固然有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可是全怪市场也是书评家的偷懒和失职。试想，既然不愿意以良好的公益精神为社会、为专业、为读者有所担当，又何必去推介他人的著述，言辞灼灼地导引社会去阅读？
好的书评家要有思想家的精神品格，具有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做书评不仅要解读文本，更需要判断文本的价值，洞察文本的思想意义并加以褒贬扬抑。洞察文本的过程往往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既要正视社会现实，理解社会现实，思考社会的发展，还要回顾历史，要擦亮历史的镜子，以史为鉴，以“不忘初心”的明镜，明确“继续前进”的道路，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发展规律和继续前进的方向。书评家需要以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去导引读者正确地阅读文本。
好的书评家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一直记得，在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曾经听到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恩格斯所提倡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理解，“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是追求真理的勇气，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坚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李健吾的书评受到文学界人士普遍的尊重，因素多多，其中一条就是他的艺术家的勇气。他不遗余力地推荐沈从文、李广田、何其芳、林徽因、夏衍等新锐作家的作品，他并不在意当时的舆论和权威怎样看待这些作家，只是坦承自己：“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惟恐他们被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咀华二集》）李健吾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特别表现在他与巴金、卞之琳的争论上，他的名言“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至今还让文学界人士们记忆深刻。
好的书评家还要有种种良好的精神品格，例如，与人为善却不盲从的精神品格，乐于讨论且能服从真理的精神品格等等，还有，不可缺少文章家的精神品格。书评文章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还要言之可读，言之有文，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这也是做书评文章须臾不可忘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