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俱备，正式踏入黄金时代。作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李白长期游离于政治中心长安，直到天宝元年（742年），时年42岁的李白奉召进京，出任翰林待诏。所谓待诏，其实就是唐玄宗的文学侍从，属于闲职。这与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志向有着不小的差距。临行前，李白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吐胸中的郁积。多年的奔走干谒终于敲开了朝堂的大门，李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诗坛的新宠，“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两年多的长安岁月，李白留下了众多的奇闻轶事，如金龟换酒、饮中八仙、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等等。这些为他赢得了“谪仙人”的称号，其洒脱不群、才华横溢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对诗人李白的主要认知。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首先，他是一个侠客，“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时常称颂自己的豪侠之举，“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回忆起在扬州接济落魄公子，散金30万的壮举，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在李白诗作中，有许多刀、剑、酒等与侠客相关联的词语，而最能体现其侠客情结的，当属《侠客行》。其次，他是一个高士。李白曾在终南山、嵩山、庐山等地隐居。隐士的身份，为其被玄宗征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赋予了其诗作清丽的色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这是醉后隐士的真率；“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这又是隐逸的妙趣。最后，他是一个道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圣贤。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所谓“赐金放还”，往往用在佛道人士身上，而李白也在“诏令归山”的当年在齐州授道箓，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道教信仰，一方面丰富了李白诗歌创作的题材，如其诗集中诸多写服食炼丹的诗，以及与道教人士的唱和；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想象空间，如其诗中想落天外的夸张。作为一个道教徒，李白并不曾在道教教理教义上有任何阐发，而作为一位士人的他，则继承和发扬了正统诗学主张。在《古风·其一》中，李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念，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又说“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诗学上主张复古，并将孔子“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作为信条。陈贻焮先生认为；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唐诗论丛》）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着一个境界开阔的盛唐时代。李白好游历名山大川，少年时代，李白即遍访蜀中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24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说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的瀑布、天姥山的云涛，还有敬亭山的独坐，金陵酒肆的送别和黄鹤楼下的“孤帆远影”等等，经过李白的“俊赏”，这些景致经历了诗意的改造，具备了别样的文化品格。李白天性豪爽，交游广泛，盛唐人物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永生。其中，既有大诗人，如杜甫、高适、王昌龄、孟浩然。“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真挚情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寄托着对友人的关切。同时，还有一些普通人或方外之人，有名有姓者如汪伦（《赠汪伦》），有姓无名者如五松山下的荀媪（《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方外之士如戴天山道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蜀僧濬（《听蜀僧濬弹琴》）。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从李白的诗中走来，或淳朴，或真诚，仙风道骨、琴艺高超，带来那个时代的风物人情。李白的诗虽不及杜甫“诗史”的美誉，但对时事与民生也多有关注。写战争的，有“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有“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古风》其三十四）的南诏之役；反映民间疾苦的，如反映纤夫劳苦的《丁都护歌》，以及被郭沫若称为“歌颂冶矿工人为宜的一首”《秋浦歌》其十四。至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游子和思妇这两大叙事母题，在李白诗中也随处可见，如《静夜思》《春思》《子夜吴歌》等。林庚先生说“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唐诗综论》），在李白的诗中，我们既能真实地看到那时的人和那时的物和那时的事，我们同样也能感受浑厚与雄壮的盛唐气象。
在同时期的诗人中，与清淡的王维、沉郁的杜甫相比，个性张扬的李白更能体现盛唐的时代特征。首先，盛唐是一个自信的时代。李白的自信，是平交王侯、指斥人生的豁达。这种自信，即便是请求别人的帮助，也要夸耀自己“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朝宗书》）这种自信，是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时，还坚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其次，盛唐是气势磅礴的时代。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形式还是语言，都体现出不拘一格的气势。奇崛者，如《蜀道难》；境界全开者，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而千古名篇《将进酒》《关山月》则在时间和空间上任意穿梭。再次，盛唐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歌行体，他常以此类诗歌抒写世路艰险与怀才不遇，如《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等。作为乐府旧体，《行路难》往往用以书写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如鲍照的《行路难》二首。李白诗中，虽然也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踌躇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然而在诗歌的结尾处，李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为自己、为这个时代寻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说不尽的“诗仙”李白，折射出的是道不完的盛唐气象。文学创作，只有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经典。在盛唐文化的浸润下，盛唐诗人既写边关塞漠，也写山水田园，从庙堂到江湖，全方位地展现着时代的风采。作为盛唐诗的杰出代表，李白自觉承担起鼓手的角色，书写和建构了他眼中的盛唐，为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