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暖夏》定稿后，是先在《人民文学》杂志2020年第11期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转载前，这部小说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我前一部长篇小说《烟火》的责编，作家、评论家兴安先生电话我，让我写一写创作这部小说的感想。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上天入地之后》的创作谈，在《长篇小说选刊》上与《暖夏》同期刊出。这里要说的是，在这篇创作谈里，关于时间问题，我说得不太准确。当时说，这部小说写了将近一年，如果算上构思，大约有三年左右时间。可过后再想，这么算是不对的。要从想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我曾多次说过，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术语，叫“动机”，一部音乐作品的产生，这个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小说也如此。所以，尽管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早有了，但一直没有“动机”。而那时，我写中篇小说又写得正“疯”，尤其是“后知青”题材，一部接着一部，这部长篇小说也就始终没拿起来。
倘这么算，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就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后来有一个契机。这就要感谢万镜明女士了。她当时在天津作协主持工作，我们是老朋友，也是老同事，私下里还习惯亲切地叫她“小万”。2014年底，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后知青”题材的小说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倒不是不能再写，或写不出来了，只是觉得，也许应该换一个参照系进一步思考，这就需要时间和过程。于是跟万镜明女士商量，我说，想去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一段时间。万镜明一听很支持。没几天就电话我，说已向有关的上级领导汇报此事，上级也很支持，为让我能尽快下去，一应组织手续都“特事特办”。就这样，2015年初，我就到天津的宁河区——当年插队时还是宁河县——文旅局挂了一个“副局长”的职。表面看，这只是个“闲差”，局里并没给我具体分工，只是让我配合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工作。但我心里很清楚，除了晚上睡觉，我的眼和脑子一时一刻也没闲着。这时的宁河跟我插队时当然已无法相比。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感觉，开始的兴奋过去之后，在这里一点一点勾起的，却都是当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对那段经历并没有“怀念”或“眷恋”。这让我有些茫然。我本来想的是，这次挂职之后，也许会写一部关于这个地方的长篇小说。可这时再想，我写什么呢？又有什么可写呢？
三年后，我就带着这样的茫然和困惑回来了。
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次的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并没这样简单。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为后来的这部《暖夏》埋下了种子。
这以后，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契机。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的任务，题材是关于“脱贫攻坚”的。由于我曾在江西的赣南地区深入生活很长时间，这次，就由我来写赣南。也就是这次重回赣南，对《暖夏》起了关键作用。一天，《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先生电话我说，你曾在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现在又要为这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去江西赣南采访，何不把这两个经历放到一起，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这话一下点醒了我。接着，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先生知道了我有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也立刻来电话，建议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就放在这两个地方——天津的宁河和江西的赣南。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创作前的兴奋状态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说家这里姑且不论，至少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
这部《暖夏》的故事很快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或者说有因果关系。首先，我总感觉这个想好的故事过于有“质感”。故事有质感本来是好事，但不能过，一过分量就太“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刺激得让我更兴奋。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这个故事的欲望。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当初在宁河的文旅局——当时还叫“文广局”——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每天下班也写写东西。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现，一到傍晚，窗外总是敲锣打鼓笙管唢呐的很热闹。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人——还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事的，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就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这伙吹打弹拉的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吃过晚饭，先下楼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还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也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起了这个“飞智”，我才意识到，去宁河挂职这三年，真正的意义要显现了。
此时，再想这个故事，不仅变得轻盈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包括故事的色彩也都有了变化。此前，这些人物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是铅灰色的，这时一下都鲜艳起来，就如同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似乎也在空中变幻着，一点点升腾起来。我觉得，我在保留了质感的同时，终于抽去了它的重量。
这确实很难，但我做到了。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尽管我经过努力，终于让这部小说的故事“飞”起来了，但也不能飞得太高。让故事飞翔，当然比贴着地面好，从几何学的角度讲，贴在地面只是两维空间，而飞翔起来则是三维空间，仅从维度说，也会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演绎提供更广阔也更具自由度的广义场域。但是，如果让它飞得过高，到了空气稀薄的“平流层”，无论人物和故事再怎么演绎也就都没意义了。不光没意义，也不可信了。
由此可见，这件事也不能过，过犹不及。
从另一个角度说，起初，这个故事之所以过于有质感，乃至显得有些“重”，也是由题材决定的。其实在我以往的小说中，写当下题材的并不多，或者说少之又少。当下题材不好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件本身的“密度”太大，如果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质感”。这也是“重”的原因。正因如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次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也并没有任由故事一直在天上飞，而是让它重新回到了地面。当然，这个回到地面，就与原来的意义不同了，我已经让云朵的气息和泥土的味道混在一起。
写小说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小说写完，快乐就没了，剩下的只有忐忑。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写给读者的。这似乎是一句废话，哪个作家写作品，不是写给读者的呢？其实也不尽然。曾有很多写小说的人表示过，他们不在意读者，只注重自己写作时的感受，如果用太阳比喻，他们说，他们自己才是太阳，读者只是被照耀的。但我不是。我坚定地认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是太阳，究竟是什么，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说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者的关系不可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更不可能切割。我的忐忑也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每写出一部小说，都很在意读者怎么看。
所以这次，我也期待着读者的反应，包括每一位读者。
在好莱坞有个笑话，每次，每个站在台上的人要说表示感谢的话时，无论他想得多么周全，已经把所有应该感谢的人都感谢到了，第二天，还会有人对他说，哪个哪个你最应该感谢的人，你没有说到。所以，后来也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大家再上台说感谢的话时，都一言以蔽之——衷心感谢所有应该感谢的人。在这里，我也借用这句话吧。
在这部小说出版之际，衷心感谢所有应该感谢的人！
（摘自《暖夏》，王松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