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体与我国改革开放之进程同步，西方文论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新的形态性变化。此种变化，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诗学的转向。诗学转向的基本特征，借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话说，就是一切文化现象——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都诗学化了。“诗”代替“科学”，占据了文化的核心位置。所谓“诗”，是指文学艺术的精华。所谓诗学，在我国通常被称为文艺理论研究。当代西方诗学转向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这个根本性的缺陷，有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强制阐释”。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不过，诗学转向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凸显了“诗”在人类思想活动乃至整体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尽管这种“凸显”采用了并不恰当的方式，但凸显本身是有正面意义的。

阮波的相关研究，即以诗学为方向与范围。不过，她显然没有采用“强制阐释”的路径和方法。从排除社会历史因素的“文本中心论”，到主张“作者之死”的罗兰·巴特，强制阐释论者完全排除了中国古典文论“知人论世”的传统。应该说，阮波依然固守着华夏的文脉。于是，我们在她的文化笔法下看到，无论是阐释革命僧人苏曼殊、解放区文学经典人物阮章竞，还是论述当代文人刘斯奋，她都结合着时代，结合着创作者的“背景”，从而将文艺的视角放置在了历史的坐标之上。

与不少文化学者一样，阮波的诗学研究又是有其核心对象与主题的。近代以来中山籍的文化名士，就是她的核心研究对象。揭示中山人的文化密码，就是她的研究主题。阮波循着这并非热点的方向进行着开掘，从2015年开始，五年躬身于香山文学的故纸堆中，岁月无声，寂静而坚持，这是令人感动的，更是令人钦佩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大格局当中，中山是一个常常令人神思驰扬的地方。原称香山的中山，至少自明中叶后即为海商汇集之地，古今中西交融，但从来不曾湮灭主体，而是主体昂扬、体用兼备。它坚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同时具有开放的胸襟与作为。它安分守己、脚踏实地，却总是将事功献给中华乃至世界。中山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映射。地域上，处于边缘；目标上，却居于核心。孔子之后，敢自称“圣人”的康有为，出于岭南；被公认为国父的孙中山，生于此地。固守传统，有东塾之学；引领风气，有新民之体。它似乎能够包纳一切，但从来不丧失主心骨。即以浪迹天涯的苏曼殊而言，无论从文学史立论，抑或从革命史着眼，再或者就绘画史而言，无疑都是一个异数。我每次游走岭南，都不禁感叹，中山确乎蕴含着岭南的深层文化暗码，这个文化暗码所蕴含的，不是“区域”，而是“整体”；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序列，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曾听到一种观点，即认为岭南文化与改革开放的精神不符。我以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岭南文化之血脉特质，应与两宋历史关系最密。特别是北宋亡后，中原文化南移，王学、道学均在岭南殖养，因以成就岭南人动则敢闯天下、静必叶落归根、不忘本来却敢于拿来的文化根性。“一阴一阳之谓道”，香山文化之道，实为中华文化之大道。

阮波，作为女性评论家与研究者，以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观察、灵动的笔触、理性的论证，钩索出香山文化研究领域的脊髓与光华，她这份勤奋耕耘、执著努力，是香山文化的幸事。她五年的研究成果《香山文论》是一部值得肯定的香山人文研究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