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偶然有机会翻看到一部动画电影《你好像很美味》。当时被剧情和日文版“哈特”“莱特”的原声尾音萌得晕头转向，盘算着假以时日有了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分享。我以为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爱与成长的范本，孩子也一定会像我一样，一边享受，一边甘愿被“教育”。但我的孩子——五岁半的宁宁，他的反应和我的预想有挺大差距。没想到他甚至没能完成动画的观看，几个关联绘本读下来也反应平平。
所谓平平，不是不习惯画风，更不是不感动，相反，在读到《永远永远爱你》结尾时，他几次叫停，哽在那里，无法接受和妈妈和兄弟悲剧性分离的设定，但仅此而已。宁宁从小就具备这样一种令我惊讶的属性，心大，不记仇，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但同时又拥有超强的同理心。在上野纪子的《可爱的鼠小弟》系列中，妈妈新织的小背心被鸭子、小猴、狮子、大象等小伙伴试穿，撑成了一条又细又长的红绳子，最终，鼠小弟拖着绳子垂头丧气地回家了。那时，宁宁哥刚学会复杂一点的表达，听完故事，一反常态地低着头抠枕头半天没有声响，等把小脸儿捧起来才发现满是泪痕。他的解释是，不想让鼠小弟垂头丧气地回家。对于宁宁来说，人物情节中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颠簸和坎坷，都会带给他难以言说的痛楚。同理，同为宫西达也系列的《小兔阿布和布娃娃》《小猪别哭了》也收获了可以想见的效果。
在打开《正义之士》之前，我的内心是平静的。没想到，故事结束的时候，宁宁顿了顿，眉头微皱，接过书，从最后一页倒着翻回到第一页，又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如此往复，身子后靠，缩进床头靠背的夹角里，垂下眼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被这罕见的、不以情绪宣泄为出口，甚至猜不到方向的沉思弄得不知所措，我揣测他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体验击中了。
他一遍遍温习，把《正义之士》摆在床边，拿到客厅，甚至卫生间门口，让它反复被讲、被看，并报以叹气式沉思，是在试图确证、并提炼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乐趣，佩里·诺德曼那个意义上的乐趣。我还揣测，这乐趣大概率源于他视野中人生经验的“复杂性”。
《正义之士》的副标题是德拉夫拉星人的故事。大致内容是一个曾经获救的外星人，冒着危险前来拯救人类，可是因为长相奇怪、语言不通，遭受到人类的曲解和坏外星人的攻击，最终在当年救他的男孩手心里闭上了眼睛。理论上，它和《遇到你，真好》之类的绘本出自同一人之手，风格相近，在故事原型上没有本质区别。是什么吸引他主动克服属性弱点，一再强化自己的阅读体验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复杂性，比如意外相遇、报恩、殉难式的自我牺牲等等。但事实上，“很好吃”系列也不可谓不复杂，因为爱而分开，收养模式的循环出现，对于一个5岁的幼儿来说也算是少见的信息和体验了。可见，这复杂当中还有更复杂之处。继续分析，两者更深一层的“异”大概是开放程度的不同。
首先是主题。“很好吃”系列的主题显而易见是爱。其中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相遇、分离，全部是在爱的大背景下进行和完成的。《正义之士》则更像是滴水之恩，甚至有飞蛾扑火的意思。
其次是关系模型。“很好吃”系列的人物关系，大多具象在指定的两者或三者之间，母子、父子、兄弟、朋友，而正义之士德拉夫拉星人面对的是更狭义的他者，是广大的、完全陌生的异星人群和敌人，以及多年前有且仅有过一面之缘的恩人。
然后是性质色调。“很好吃”系列里充满了积极的、肯定性的元素，比如善良、单纯、友好到让人心疼的角色，不求回报、不计代价的相处和付出，永不变质的情感等等，《正义之士》则从方方面面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否定色彩，因长相丑陋、言语不通而被嘲笑误解，好意救人反遭坏人诬陷坑害，献出生命只为了保护身后并不一定理解信赖自己的人。故事的开篇甚至直接采用了儿童文学叙事中少见的否定性叙述：“可是，有一个星球，正在失去关心他人的爱心。……四处都在吵架，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最后是逻辑结构。与爱和肯定性相呼应，在“很好吃”系列中，人物设定、故事结构、情节设置、情感走向等都是确定的，主人公行为和情绪的对象物，对他而言是充分了解且自认值得为其奉献付出的。正义之士的战斗过程则处处充满未知和担忧，当年救自己的那个男孩在哪里，此刻也站在误解自己的人群当中吗？怎样才能让语言不通的地球人了解自己的真正动机是拯救而不是伤害？诸如此类的疑问既是德拉夫拉星人需要自答的，也是正义之士抛给阅读者的。
“很好吃”系列的复杂自带保护色，它被严密地包裹在儿童文学常见的母题当中，形成了一个厚厚的透明的壳，有所召唤却又早早止步。而《正义之士》则收起传统的“安全牌”，它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同年龄段儿童文学创作的既有规则，试着引入了最广大陌生的人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以及如何在否定和未知中寻找肯定和确定等概念和内容，正是这些“陌生化”的元素，让一个五岁半的灵魂异动、深思，尔后喟叹。
当然，这并非什么真人试验，宁宁的故事和经历也不具备普遍性，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对于儿童文学作者身份与读者身份，写作与阅读伦理，有效性、开放性等一连串问题的思考。我们常说儿童文学的乐趣，那么，这乐趣究竟是谁的乐趣？是孩子了解世界参与生活的热切愿望，以及认识世界塑造生活的强大能力背后的乐趣，还是我们这些所谓儿童文学“创造者”保护、规训、施教的乐趣？我们为了在创作中突出儿童的主体身份，创造出许多淘气包、坏小子的恶作剧来凸显孩子的主体意识，却是否忘了回望，它有没有可能只是在一个谨慎的、收缩的、安全的状态和层面上形式化的、看似热闹的试水？我们是否低估了孩子的理解能力、纠错能力，是否关注并呼应了他们对成长过程中神秘、无可解释、又充满期待与痛苦部分的渴望和向往，是否在无形中对爱、美、和谐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对痛苦、否定、悲剧、未知过于警觉？
我们精心营造的“保护色”和“保护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下孩子成长过程中无穷无尽的意味和与之同步的心理裂变，什么样的创作才是真正生机勃勃新鲜向上的儿童文学创作？我也想像德拉夫拉星人那样，虽然满身疑问，但总有个确定的信念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