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比加法更难，这是看完《刺杀小说家》后想起的第一句话。《刺杀小说家》是双雪涛创作的小说，收录于他的短篇集《飞行家》之中。路阳团队耗时5年将其改编为一部视觉大片。但是，改编引起两极分化的意见。赞誉者为这部电影的叙事野心、视觉效果击节叫好，批评者则集中于对电影的叙事逻辑、人物塑造和虚构空间的质感提出质疑。我认为《刺杀小说家》是华语青年导演在商业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它显示出的种种遗憾，是导演夹杂在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权衡中所显示出的力不从心。

双雪涛的原作是一篇典型的元小说，是作者对“小说无意义，文学无法改变世界”做出的温柔一击。但原著的现实隐喻和虚构世界的建构程度并不深，电影对此下了很大力气补齐，比如把原著里作为虚构世界存在的京师，升级成了格局更大的、散发出玄幻气息的平行世界。路阳并不满足于简单讲一个少年诛杀恶鬼的故事，它想象了一个充满控制与洗脑文化的世界。

电影的野心很大，技术上也下足了功夫，在完成度上却有几处大失水准的地方，比如结尾的“开挂”行为。在这类电影中，基本设定的严谨是和想象力同等重要的，剧情要做得耐琢磨，拼的就是人物的丰富性、世界观，以及设定的严谨。比如日本动画《钢之炼金术师》的优秀之处在于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机械降神这类开挂行为，直到结尾仍维持住设定的严谨。但《刺杀小说家》的叙事好不容易到了关键之处，却只能求助于作者开金手指，用雷佳音代替路空文，在虚构世界里机械降神，这样的叙事爽是爽了，作品的严谨则大打折扣。毕竟，如果小说可以影响现实，设定上又允许机械降神，那主角拯救女儿只需要修改小说文本，直接写一笔女儿复活即可，前面大费周章的深情就都显得白费。同样，反派若是真有数据巨头的本事，除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说家，花钱找黑道办事即可，何须通过杨幂又找到雷佳音，把杀一个人的不确定性层层加码。

所以，电影的创作团队其实是为了把故事进行下去，尽可能制造戏剧性，一步步牺牲了设定的严谨程度。而在设定之外，电影的另一个商榷之处在于人物的处理。这部作品的特效不错，武打动作也延续了《绣春刀》系列的美感，甚至到雷佳音出场，虚构的世界慢慢呈现，能看到几分《长安十二时辰》的影子。按理说，这个限时营救类型的故事是很有紧张感的，但观众观影时可能并未感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也没有感受到“蚍蜉撼树”的悲壮感和反派的压迫感。现实里的反派犹如一个工具人，主创可能想把他设计成小丑式的有人格魅力的反派，但除了寥寥几笔对这个角色虚伪、丑恶的表现，对他在性格上丰富性的展现其实是不足的。

而在虚构线里，观众对反派的夸赞也只剩下特效好，因为这个人物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它既非天才与疯子结合的骇丽恶魔，也不是现实结构性问题孕育出的深邃人物，本质上，它只是一个特效奇观的展示品，如果想从中思索任何深刻的命题，都只是芝麻粒里挑西瓜，白费力气。

反派无法令观众产生更深的共鸣，正派的魅力也会随之被削弱，因为二者的关系本应该是势均力敌的，深邃正派的背后往往是复杂反派的衬托，就像在《蝙蝠侠：黑暗骑士》里，如果没有小丑，就无法呈现蝙蝠侠的哲学思辨。所以到了结尾，故事的紧凑感只能靠特效、武打动作和演员的演技来找补。

这是一部用心、诚挚的电影，但它不会让观众想要反复重温，我想路阳作为导演，想必也不希望仅仅听到一通虚头巴脑的夸赞。在承认电影不易的基础上，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是当下批评者所更应当做的。

其实《刺杀小说家》的原著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这是双雪涛自身叙事锤炼中的实验品，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小说能很明显地读到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小说的腔调，以及王小波的传奇类叙事的影子。双雪涛在《我的师承》里坦言他非常明显地受到村上春树跟王小波的影响，所以这篇作品有一种练笔的意味在。如果改编成电影的话，小说中很多意识流的叙述很难被呈现出来，增强叙事性以便于影视化，就更加困难。路阳在电影的处理上，把小说的异世界具象化了，做了许多扩充，但他没能解决小说文本中的现实性跟虚构性的对立关系。观众虽然能明白这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故事，但导演并没有建立起足够令人确信的逻辑关系。比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她做的不是说升级故事的脑洞，也不是把科幻的设定做得多么酷炫，她回到了一种较为古朴的设定，但那样的设定推演出来的世界是让人细思极恐的，背后有坚实的逻辑支撑。但在《刺杀小说家》里，现实跟虚构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飘忽不定的，以至于最后电影不得不“开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