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举的长篇小说《孽缘》，是一部聚焦上世纪80年代拐卖妇女现象的罪案社会小说。作者以木佛县公安局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为切入点，对艳霞、翠芳和春梅三个如花少女被拐卖前后的遭遇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文学书写。三个女性形象的苦难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绝大部分被拐卖妇女不幸命运遭际的浓缩。以红婶为首的犯罪分子的最终归案伏法，标志着这次行动的顺利完结。与其他“打拐”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既没有过多地强调“打拐”的艰辛与不易，也没有过分地谴责人贩子的丑恶与无耻，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被拐卖的妇女身上，对她们的命运沉浮进行了足够深入的思考与书写，不仅可以让整部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更加灵活自如，也能够让小说的思想主题跳脱出传统罪案小说那样一种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思维窠臼，并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是长篇小说《孽缘》艺术成功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其中木佛县那位拐卖妇女的主谋红婶。虽然是一名犯罪分子，但红婶原本却也是吃斋念佛之人，她之所以没有能够抵挡住金钱的诱惑而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因为法律知识匮乏以及自我控制能力薄弱的缘故。然而，红婶同时又是一个奇怪的罪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按照常理，面对这样一位犯罪分子，不论是执法者还是老百姓，都应对其恨之入骨，咬牙切齿，都希望她能够迅速归案，并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红婶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她不但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于木佛县的大街小巷，而且还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稳固的群众基础：“上至某些领导，下到街上的百姓，都保护她，维护她”。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好奇了。面对拐卖妇女这一恶行，红婶自己却也有着一套自足的逻辑。当公安局的窦副局长斥责她买卖妇女，伤天害理，为了成全一些光棍汉而毁害了无数无辜家庭的时候，她却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在“积德行善”：“女人总是要嫁人的，她们有了孩子适应下来就好了。我这是为山里人做好事，凡事哪有十全十美的！”除此之外，按照小说中的描述，红婶还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对左邻右舍责无旁贷地施予援手。面对大家的困难，她总是该动用关系就动用关系，该垫钱就垫钱，“在乡邻们的眼中，她是个热心、大方的女中豪杰”。一方面，我们当然不会承认红婶的这套逻辑是正确的，但在另一方面，对那些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来说，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他们生活的座右铭。没有儿子，不能传宗接代甚至成了他们的奇耻大辱。也正因为如此，红婶的犯罪行为反而还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与拥护。但不管怎么说，对红婶这样一位身犯重罪的人物进行书写，无疑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作者马举却巧妙地把对红婶的评价权力交给了小说中的那些“买主”们，借他们之口，把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作者主观判断下的红婶形象展示给了广大读者。这样一来，法律审判台上的红婶，与石佛镇众多百姓心目中的红婶，自然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性构成相对复杂的人物形象，就凭此而跃然纸上。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面对着艳霞、翠芳、春梅三个被拐卖花季少女的悲惨遭遇，作者也提出了生命的诘问：“被拐卖妇女在万恶的人贩子编织的一张罪恶的网里沉浮，无论是不是被解救，在这张网里结下的孽缘都会留给她们一生的痛苦，她们永远无法真正地脱离苦海。”对大多数被拐卖的妇女来说，无数次的反抗、逃跑与无休止地承受折磨是她们的必经之路，只不过有的如小说中的艳霞一样，在反抗、逃跑、解救都无望，又无法接受生活现实的情况下，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如翠芳，历经波折后遇到好人家，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的情况下，“自觉”接受命运的安排；有的如春梅，被幸运地解救，开启人生一段新的历程。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令人心生无限的哀婉与叹息。“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面对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她们甚至还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彻底葬送在了人贩子手里。更悲惨的是，她们在被拐卖后，大都成为了“购买者”传宗接代的工具，被迫在鞭笞与屈辱中生儿育女。而这些无辜的生命，宛如钉在她们生命耻辱柱上的标记，永远无法被抹去。艳霞虽然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也许认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为自己短暂而不堪的生命历程画上永远的句号，但事实上她的儿子石头还在，她的屈辱也并未结束。相对来说，春梅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被成功解救后，不仅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历史是无法洗刷的，曾经的儿子旺财突然出现，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她心里“再也没有踏实过，心一直高高地悬着”。旺财犹如她生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况且，即使没有旺财的存在，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谁又能在内心中彻底埋葬自己的过往经历呢？即使像翠芳那样，不仅貌似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实，而且还做起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但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她内心深处的无奈与绝望呢？与那些动辄就对买来的媳妇拳打脚踢的光棍相比较，老闷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好男人。他不仅不强迫翠芳，而且当村民们在“五婶”的带领下，打着除妖的幌子欺负翠芳时以死相拼，极力保护翠芳，甚至还曾经主动放走过翠芳。但是请注意，翠芳的最终留下，并不是因为她真正地喜欢上了老闷，喜欢上了这种生活。她只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即使能够逃离出去，最终也是无路可走。不论是回家还是隐姓埋名重新生活，都无法抹去她曾经的屈辱经历，她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留下来，既是她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她对自己残缺不全生命最好的慰藉。

综上，《孽缘》既是一场“打拐”行动的赞歌，也更是一曲被拐卖妇女的生命悲歌。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部聚焦拐卖妇女现象的优秀罪案社会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