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中篇小说在整体态势上呈现出一种突出的、鲜明的“现实意向”。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和书写热情，明显超逾了对于其他层面或维度的探求。这里所说的这种“现实意向”，就其时间性而言，不只包括对当下经验的敏锐提取，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某种历史跨度的延伸和联结；而就其空间性而言，同样不只表现为对于社会生活广度的拓展，也表现为对于驳杂幽深的人的内在世界的深掘。

孙频的《骑白马者》不仅其叙事空间被放置在荒僻的深山密林，其叙事主体也是一个避世者，通过他的视角和行踪，把一系列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串联为一张松散的社会网络，并从中传递出一定的现实信息。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作为叙事人的“我”，还是（曾经）拥有亿万身家的老板田利生，抑或是那些卑微如蝼蚁的山民，都不过是在这历史的飓风中载浮载沉的尘芥，各有其沉默难言的故事和隐痛。陈蔚文的《锦衣》把视线转移到声色繁华的都市。从租房、衣饰这些物质细节切入，细致而又深刻地写出了新的一代人在价值观、身份认同等的转变。相形之下，沉闷和黯淡的故乡反而成为格格不入的“异乡”，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任何意义的精神皈依。既有城市叙事中一种常见的模式，是借助于某个外来者的视角，揭示、批判城市的糜烂和堕落，而故乡的安宁与美好往往成为他（她）的价值依据和心灵栖息地。感应着现实的变动，《锦衣》对这种“故乡/城市”固有叙事模式的改写和突破，构成了它最应值得注意的地方。此外，张楚《过香河》、阿乙《骗子来到南方》或者写轻狂浮浪的青年人，或者写老奸巨猾的骗子，他们的发迹和败落故事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各色人等，也都程度不等地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喧嚣时代斑斓驳杂的某一侧面。陆颖墨的《丛林海》着力刻画军犬金刚的忠勇以及南沙守礁战士的生活，作为军旅题材，同样丰富了当下现实叙事的涵容。

还有一类作品在包含当下生活的同时，通常还会有一个较为绵长的历史景深，以此容纳一个人、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或社会的沧桑变迁。邵丽的《黄河故事》中，“母亲”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在她的身上，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或中原文化特殊的历史积淀，她与“父亲”因为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歧而生发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不幸后果，读来令人格外沉重。但恣睢暴戾的“母亲”在小说中也并非完全只是被指责的对象，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文化、性别等多重视角的内涵，让我们在为之扼腕的同时，也无法不产生“同情的理解”。刘建东的《甘草之味》同样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借助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碰撞，写一代人的人生遭际和社会生活的嬗变。自称是“共和国的儿子”的小姨夫秦大贵，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乘势而起，飞黄腾达，与恪守原则、本分务实却时时事事不得志的“我父亲”的人生既相互缠绕，又凸显反差。当故事中的他们，也包括故事外的我们，在回眺和咀嚼他们的个人史及其携带的社会史时，无法不产生诸多难以言表的复杂况味。周嘉宁的《浪的景观》表现的则是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上世纪末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给个体所带来的那种芜杂无序而又生机勃勃的成长际遇，在叙事人不无怀旧意味的讲述下，闪烁着独独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光晕”。

以上两种叙事都显现出一定的“社会性”宽度。相较之下，像艾伟的《敦煌》和陶丽群的《七月之光》等更倾心于向着人的欲望、情感、人性等深层世界掘进。艾伟的《敦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的穷途末路”的故事。故事里的几对男女，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都无一不处在爱着又伤害着的状态。尤其是在作为故事主体的小项与陈波的婚姻中，这种状态被描绘和解剖得异常血肉淋漓。作者由此几乎写尽了人性深处难以遏制的欲望、虚浮、贪婪、嫉妒、猜忌、扭曲、疯狂、救赎等等。小说结尾，在神秘、庄严和悲悯的宗教境界中，历经劫难的生命最终获得抚慰和容纳，死而复生。陶丽群的《七月之光》则是在善与恶、爱与恨的灵魂肉搏中，渐次散发出人性内部的光芒和暖意。小说在一个几乎被战争毁掉生活的孤僻老人与一个弃儿之间设立戏剧性结构，细腻又极富层次感地写出了情感的多样性。它使我们看到：不是恨，而是爱和包容，才是实现人性救赎，让世界和生命充满希望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