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短篇小说创作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资源得到了自觉的利用与转化，2020年更为明显。从整体艺术风貌来看，笔记和传奇等古典小说体式与格调，构成2020年短篇小说的基本形态。一些作品直接采用笔记体打捞历史，多数作家以传奇的兴味讲述着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

兴于汉魏、盛于宋明的笔记小说，其文体特点是杂而小，记事述闻、写人状物。唐代出现的传奇小说，出于志怪与传记，还受到辞赋的影响，以“幻”“奇”“怪”“异”激发读者的审美感兴。在这个意义上，“传奇”既是一种小说文体，也体现着小说文体的共同特征。如果说笔记是小说的一种外在形式，那么传奇就是小说这种叙事文学的本体——小说即传奇。2020年的小说，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继承了古典小说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经验和想象找到了富有审美穿透力的表现形式。

明确标举笔记小说或以笔记形式出现的，是莫言的《一斗阁笔记》和金仁顺的《众生》。会讲故事的莫言，仍然从童年或少年的记忆里提取那些有意味的故乡人事。作为文学世界的“高密东北乡”，仿佛是一个共时性的舞台，只要是有趣、有个性或者奇特，所有的生灵都可以上去表演。莫言以特有的敏锐、智慧和幽默，赋予这些生灵及其情事以讽喻功能和审美价值，给传统文学形式注入了现代灵魂。

金仁顺的《众生》是“70后”作家对自我成长环境的返视，弥补了这一代作家在历史叙事上的空缺。《众生》是典型的志人小说，《宋惠玲》《王长荣》《丁婶》等12则故事讲了12个人，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性格命运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故事都引人深思，从中看得出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审察。比如，《宋惠玲》的主人公14岁那年成为英雄人物，事迹是为打捞“红宝书”而淹死在河里，而实际上是那本“红宝书”里夹着5斤粮票，她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捞“红宝书”的，原来被当作正剧来宣传的历史实为悲剧，更是一个笑料。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笔记的众生，都有异乎常态之处，而由异常因素带来的结局，给人很强的命运感。

与组合式的笔记体不同，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情节的短篇小说多半以传奇的手法编织故事、塑造性格，描绘出现实生活中不同生存群体的处境及特异个体的精神图景，触及值得警醒的诸多社会问题，更从物质主义丛林里发现了抵抗道德沦丧和热爱生命的积极力量。晓苏的《泰斗》、徐则臣的《虞公山》、朱辉的《求阴影面积》、李约热的《喜悦》、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蔡东的《她》、谢络绎的《一只单纯的野兽》、杨知寒的《大寺终年无雪》等，都以传奇的笔致，切入被人忽视或不无隐秘性的当代人精神地带，碰触到虚无哲学笼罩下的心灵暗疾和私人愿景。

《虞美人》通过少年吴极“盗墓”的故事，引出了一个寻根问祖的命题。其实这个中学生到祖宗坟墓里寻找“吴自虞来”的铁证更富于寓言意味，作者或许借已经湮没的“家谱”来寄托锚泊传统、勾连代际的心愿。《求阴影面积》表达了中产阶级随波逐流、丧失主体性，以致心灵世界布满了物质投下的阴影的无奈与惶恐，作品同样是现代人堕于存在困境的寓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日趋糜烂的世风所裹挟。《泰斗》里的大学老教授章涵坚持原则，决不给投机分子吴修之流以机会，维护了学术的尊严和大学精神，不啻知识界的中流砥柱。《喜悦》和《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均以扶贫为背景，但故事的讲述都因为作者的情感介入而富有传奇或浪漫主义色彩。草原上在扶贫中发生了变化的哈吐布其村，突然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神秘得似乎源自中世纪的牧人，他的身材、衣着和豪饮暴食再现了蒙古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毋宁说他是作者复活民族精神这一期冀的投射。《一只单纯的野兽》与《大寺终年无雪》的主角都是年轻女孩，逃离的原因是家庭环境恶劣、母女关系紧张，而在这样的家庭里父亲是缺席的，这样的人生缺憾造成她们难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关注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女作家更能体会精神需求在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因而能够赋予女性传奇以醒世作用。

《她》也是对女性的关怀。文汝静是个出色的舞者，但为了顺从丈夫的心意而放弃了最能体现她生命价值的舞蹈，做了一名贤妻良母。小说以丈夫连海平为视角，自述他在妻子故去后的痛苦与忏悔，最震撼人心的是在那个平静的夜晚，妻子用反复摩挲舞蹈服的动作询问丈夫婚后她还能不能跳舞，丈夫却以沉默作答，谁知道此刻外表平静的她，心里刮过怎样的不甘的风暴？这不就是千百年反复上演过的男女不平等的传奇剧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