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公版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长期以来，针对出版界的种种非议，大多是由公版书出版乱象引起的。这些乱象，包括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抄袭盗版、粗制滥造、过度包装、虚假宣传、高定价低折扣等等，不一而足。面对公版书，谁都想在这块“唐僧肉”上咬上一口，利益至上，无序竞争，不仅自毁形象，还严重扰乱正常出版秩序，理应受到批评甚至是谴责。但是，公版书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代读者需要从那些经过了时间淘洗和历史检验的、承载着优秀文化基因的公版书中汲取精神滋养。面对现实需求，出版者有责任把这个宝贵资源整理好、开掘好、利用好。通过出版公版书而获取一定的商业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能处理好公版书所特有的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关系，就必然陷入认识误区，被指斥为唯利是图也并不为过。

一般情况下，出版社出版一部图书，以盈亏平衡点计算，版税往往占到全部成本的30%。如果作者要求首印数，而实际发行量低得多，那么版税的成本占比就更大了。公版书由于不用支付版税，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利的空间增大，尤其是那些公认的经典类著作，畅销不衰，能为出版社带来可观的、持续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高度关注并被重点开发，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公版书毕竟有其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由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的著作权有受法律保护的时间期限，超过这个期限，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而成为公版书。著作权法既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又照顾社会公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从法律上规定著作权的保护期，以平衡作者和社会公众两方面的要求，正是著作权制度建立的基本出发点。由此说来，公版书出版是否具有意义，首先要看出版者是不是将优秀的文化产品广泛惠及了社会公众。这样就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优良的版本、低廉的价格是公版书的基本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大型的综合性丛书《万有文库》。该丛书分两集出版，共收书1710种，4000册。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任文库总编纂，分编纂人有梁启超、王国维、叶绍钧、吕思勉、何炳松、李泽章等。王云五在印行缘起中说：“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之。”所谓“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是指《万有文库》充分利用了东方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图书馆，藏书量大，聚集了古今中外精品近50万册。利用馆内已有资源以成《万有文库》，显然既能保证质量，又能省时省力。不仅如此，文库中所收古籍及外国书籍基本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版书，对古籍整理评注、对外国作品进行翻译，需要一定费用，却不用支付著作者版税，再加上“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定价可以低到只是当时一般图书的五六分之一。《万有文库》总销售量达8000套，共计3200万册，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的出版在当时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普及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其社会影响和文化贡献来说，至今不见能够与之比肩者。

《万有文库》以优质的版本、低廉的价格赢得了市场，说它是公版书出版的典范，恐怕不会有人提出什么异议。当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启蒙时代的出版奇观，也许没有必要再现于21世纪的今天，但《万有文库》所体现出来的公版书出版品格，则永远也不会过时，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那么，如何发扬光大这种公版书出版品格呢？

出版者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立志把积淀着人类文明基因、民族精神财富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公版书尤其是其中那些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面对浩如烟海的公版书资源，出版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那些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公版书精品遴选出来，展示出来。不仅如此，还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公版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使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有没有崇高的理想抱负，有没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责任感，对于能否做好公版书显得尤为重要。

出版者要敬畏读者，尊重社会公众公版书阅读的权利，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我们都知道，图书是特殊商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公版书则更应如此，而前面列举的种种公版书出版乱象，散发着那么浓烈的铜臭气味，实在令人不齿。社会公众的公版书阅读权利不容肆意亵渎，“心有敬畏，行有所止”，对读者有了敬畏之心，就不会唯利是图，就不会见利忘义，就会在打造公版书精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利读者，让更多的人买得起、看得上。薄利才能多销，多销才能常销。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公版书都要低价，但如果出版社是为了打造常销书、看家书，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和长远利益，那就一定要敬畏读者、服务阅读，让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创造更方便、更快捷、更广泛地惠及社会大众，真正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知识滋养、精神食粮。

出版者还要有创新精神、精品意识，结合出版社发展规划、专业特点，精心策划公版书选题，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公版书出版也可以说是出版者在实施一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程。文化的传承发展，贵在继承，重在创新。别的不说，单就古今中外经典作品来说，它们作为公版书谁都可以出，但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如何使其发挥当代价值，这才是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早年策划的一套书《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出版这样一套书，是基于出版社“选本出版”的战略思考，遴选了40位进入公版的外国文学名家入选，每人一卷。编选原则确立为“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主编是柳鸣九先生，各卷编选者都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每卷卷首都有一篇万字前言，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做出全面评价。对作品或全收或节录，以求整体展现每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封面采用牛皮纸折叠式设计，新颖厚重大气。书系出版后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奖。柳先生对这套书很满意，一直摆放在书橱正中位置，十几年来没有变化。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要赠我一本他的新著。他在扉页上写道“我们合作做定《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我生平最难忘的时期”，令我十分感动和欣慰。